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于2022年7月正式启用东城区祈年大街的新馆。新馆在硬件设施和查档环境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也意味着过去几年里基于西华门内旧馆的查档经验基本不再适用。本文将基于笔者半年来若干查档经历，简单介绍现在查档的一些经验，以供各位春节后可能能自由活动开展研究的读者参考。
我不是一史馆的工作人员，本文在细节方面尽可能与一史馆官方口径作核对，但恐怕不符之处仍然难免。欢迎读者对其中舛错进行指正。
继续阅读“第一历史档案馆非官方查档攻略”2022年阅读总结
2022年阅读经历中的TOP8：
1、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2022全年阅读体验最佳。这部书很好地在中篇学术研究（显然原本体量并不适合长篇）与非虚构写作之间做了平衡，让慈庆（王钟儿）这位由宋入魏的女性的生平故事，能够在史料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焕发出感染力。应该说这种体例的突破，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个故事的底色是战争强迫移民和宫廷政治，背景知识都是南北朝史中相对比较为人熟知的内容。关于慈庆，主要的史料就是她的墓志，但本书在解读慈庆墓志的时候，发现了慈庆的超越性。她的遭际能成为这些沉重而黑暗议题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因为慈庆本人作为传主渡过了余生，更是因为慈庆身上的那些和人性相关的素质，令她在北魏宫廷残酷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某种胜利。应该说，能够发掘出这一层意义，实在是作者的功力。
2、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今年是清代法史研究的大年。郑小悠、尤陈俊两部著作先后出版，张婷《法律与书商》也出版了中译。
郑小悠这部作品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研究清代中央政府部一级衙门的著作，为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史树立了一个标杆。全书并未如当前政治史研究潮流一样聚焦档案，更多采用笔记文集史料追踪刑部历史中重要人物，基于这些人物的事迹、经历、感受，与制度作对话，进而去体现制度的内在形态。尤其是关于部中不同身份、不同素质的司员在部务处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系统地论述清代部中专业官僚与胶柱鼓瑟的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读来格外感到一种“古今一律”的叹息。
3、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通过极其广博的文献视野，雄辩地解释了“没完没了打官司成瘾”这种清代官员对地方“刁民”印象的观念和社会实态。“健讼”对于理解清代地方行政制度运行，非常重要——它是18世纪中叶开始地方政府施政成本剧增，清代国家治理事业逐渐进入困境的最外在的社会现象。本书直面这种这种难以具象化的“时代印象”，从观念、社会经济问题上理清了这一“时代印象”背后不同社会群体的心态、文化生产和经济关系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诉讼策略。作者展现出了非常广阔的文献视野，灵活穿插于一手文献和经由二手文献提示的历史场景，信息量很大，值得一看。最后，作者的方法论批评也颇多启发。
4、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这部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作为一部或多或少仍处于传记或人物研究范畴内的作品，本书并没有像我们司空见惯的晚清要人传记那样流于一种“无奈何时运他人宰”的老生慨叹，触及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在晚清社会-政治转轨之中，以往边缘化的官场外人是怎么卷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这一点应该说以前很少有政治史研究能说得很真切。今日看起来这种场景也毫不陌生：作者所谓“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个体制内外的“玻璃天花板”；而盛宣怀之所以能成为“盛宣怀”，看点也正是割裂的洋务与慈善事业在玻璃天花板两侧藕断丝连的草蛇灰线。第二点特别之处是本书对盛宣怀档案的充分利用，读来颇觉峰回路转。总体来看本书应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第一流作品。
5、蒂莫西·斯奈德：《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题材属于本年热点，写法亦属上乘，翻译显有疏失，但也可以接受。这本书并不是系统介绍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史学大全，而更多的是介绍20世纪东欧几种民族主义互相绞缠的历史场景。我对东欧史完全是外行，读到关于20世纪东欧民族主义问题复杂性以及残酷性的记述，觉得非常震撼。
6、张婷著、张田田译：《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本书的魅力和尤陈俊作品类似，都是司法体系运行的外在因素。这本书重点探讨了坊刻律典和通俗法律读物在官方出版的法律文献之外的勃勃生机，是书籍史和法史的一场对话。坊刻律典的体例演变，是本书一大看点。
7、刘凤云：《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本书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长篇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正面讨论了困扰18-19世纪清朝政府的一个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巨额钱粮亏空带来的财政困难与吏治腐败。作者搜集了康熙至嘉道年间大量钱粮亏空的案例，以及清廷调查亏空情况、整饬财政体系的努力，从政治史的一侧触及亏空问题的深层原因，用力颇多。
8、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同样是直面清代政治史中核心议题的论著。本书旨在探讨清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大一统”的形成和实践，糅合了作者近年来若干中篇研究和早年间撰写的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由于各章多已在期刊上读过，全书的意旨对我来说确实已经不算太新鲜了。作者的构想很大，而且从结构上可以看到作者正面拆招的努力，而且也确实切入了问题的要点。其中将“大一统”观念中正统性与治理主义分开看待的看法，对于后续研究应有很大启发。
[转载] 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
转载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2017年7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友人在某社交网站的分享于2021年11月09日被删除。为避免将来一旦文章下线，无法查证，特将正文内容转载一下。
继续阅读“[转载] 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聊纪余英时逝世
2021年8月1日，余英时先生逝世于家中。8月5日外界才逐渐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不是潜山门人，不研究儒学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也不是余英时生平的研究者，对余先生生平和学问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浅的。我想肯定会有很多比我更熟悉余英时生平的人能够写出更富有信息量的内容。这里只是秉着“有言毕竟胜无言”的原则，简单说一些我所知道的内容。
严格来讲，余英时一生一直有三重身份。其一是作为儒者，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其二是作为近代转型过程中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关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政治；其三才是史家。
如果从“史家”的视角来看、尽量淡化“儒者”的这一层面相（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后面再说），那么余英时在中国大陆的形象大致在本世纪初发生过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大体以《朱熹的历史世界》放在三联书店的《著作集》里出版为标志。此前，大多数人接触余英时 ，都是“碎片”地“听说”过。我想可能相当多的人都是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余英时 （正如我当初一样）的，会有这么一个印象： 余先生是一个士大夫。的确，这是余先生最早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但余英时人格魅力的一个部分，恰恰在于他超脱了这样的原初形象；“史家”形象的开拓，则是这种超脱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这一开拓，又要到余公著作发行了唾手可得的单行本后，才能完成。
继续阅读“聊纪余英时逝世”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
如果你学过一些清史，读过一些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书，那么你想必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关于奏折制度起源及其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大致由以下的几个论点组成：
- 奏折制度源于臣子在外给皇帝请安时缮写的“请安折”，是满洲奴仆给主子请安的习俗的一部分；
- 康熙帝利用请安折这一私人通信的渠道，让外省大臣在缮写“请安折”时顺便奏报地方雨雪粮价、官员贤否与舆论得失，以此作为刺探各地情报的手段。这是奏折制度的前身。
- 雍正帝即位后，扩大了有权缮折奏事的官员的范围，更多地利用奏折来牵制大臣，并且成立军机处以协助处理奏折，最终在雍正、乾隆之际形成了奏折制度。
- 皇帝阅览奏折后，以朱笔批示，称为朱批奏折，保存于宫内。
- 奏折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私人通信，这种私人属性令君臣之间可以表达一些不方便形诸正式公文的内情和苦衷，另一方面也能够展示君主的私恩，加强臣子对君主的个人效忠，便于君主实施权术。
- 奏折制度出现后，清朝政府变为内外隔绝的两个体系。外部体系的文书是题本，对应中枢机构是内阁；内部体系的文书是奏折，对应中枢机构是军机处。两套体系彼此隔离，内阁不能获知奏折的内容。这是奏折制度的第二个优势：有助于保密。
作为一个神话，此一历史叙事非常之完整，而且具有明显的特征性，经常被认为是清朝国家制度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页。不仅很多历史教材采信了上述说法，历史以外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也大都将上述叙事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理论之中。相信各位读者如果通过一些渠道自己学习过一些清史知识，肯定也都能理解这一叙事所得出的结论：君臣之间缔结超越公务管辖关系的私人纽带，基于这种关系进行私密通信，有助于君主权力的运使，也能在威权统治的国家制度之中为磋商提供一种渠道，有利于不便公开会议政务的统治者作出明智的决策。甚至还有清史爱好者以此为据去对电视剧、通俗史学写作中“奏折”的使用方式作纠谬。
继续阅读“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
作者：王敬雅、张一弛
本文发表于2019年05月21日《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栏目。
2018年10月，姚念慈先生的新书《定鼎中原之路》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集结了姚先生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家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讨论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先生，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先生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这样严谨的考证作品却较为少见。
继续阅读““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继续阅读“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继续阅读“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上、下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继续阅读“[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黄梅 |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4iUv_wvQUYB5KNLo6K55w。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
作者黄梅，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文山州学府路66号，邮编663000。
摘要：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本文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继续阅读“黄梅 |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