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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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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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吴元丰(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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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 |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4iUv_wvQUYB5KNLo6K55w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

作者黄梅,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文山州学府路66号,邮编663000。

摘要: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本文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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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莹丨传承与创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清代内亚史研究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oOSdjs7JAl3aSPin1l9UA

2018年6月30—7月1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欧亚古典学系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6月30日上午9时,“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内亚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往学者把清史研究的范围多限制在中国内地或中原王朝,但内亚史也是清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内亚地区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加准确地再现清代历史。此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回顾了前三届会议举办历程。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3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清代多族群文化交流”等9个研究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

1.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研究

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林士铉副教授以“乾隆朝清准关系的重构——《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与准噶尔来使仪注”为题,讲述了《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由来,探讨了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臣的仪注内容是否确实进行过该图卷所呈现的贡马仪式,并进一步揭示了该图卷背后所反映的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变化及汉文文献未载的原由。

早稻田大学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小松原友里研究员展示了廓尔喀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贡象活动,通过考察廓尔喀贡象与清朝驯象所之间建立的联系,分析了贡象的方式及其历史意义,以及驻藏大臣在清廓信息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阐明了清朝中央、廓尔喀和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年旭以福州开港与琉球馆为中心,探讨了鸦片战争背景下清、英双方在福州开港、领事馆选址等事件中的博弈,以及琉球自身的应对策略,展现出藩属体制内部的互动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闶在对满文地理志文献《喀木地方一统志》进行全文转写、翻译的基础上,考察了该书与《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的关系。他认为,该书成书背景与康熙朝清廷经略西藏密切相关,将该书与《皇舆全览图》相结合可以构成康熙中后期清廷对喀木地理情形认知的完整图景,对研究康区历史地理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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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和卫国 | 史家独唱——怀念恩师高王凌教授》


本文转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8727

作者:和卫国(国家方志馆研究员)

2018-09-01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高王凌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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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部个人面孔的倒影,亦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浅谈《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之于何女士

按:本文系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0年)的一篇读后评介。迭遭删除,在这里存档。

对何清涟女士感兴趣的同志们,我觉得不仅要看《现代化的陷阱》,更要看《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前者是她作为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人士的最主要的作品,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但后者的阅读意义更为重要,尤其是其中《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一文尤其应该重视,那是何女士自己书写的个人史,暗示了她那种诅生咒死、略带毁灭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只有仔细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位女士到底为什么写、写些什么。

何女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她做传媒人的本领远超过经济学专业素养。这并不全是夸奖,也并不应该视为批评。

何女士在中国大陆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大约是2000年前后的那几年。当时她任职于深圳的一家报纸,较早地作为非政府、也与高校及大型研究机构关系不大的人士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现代化的陷阱》便是这些工作的结晶),同时积极参与民生问题的讨论,挖掘社会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应该说她的工作并不比当时的《南方周末》差,尤其擅长从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论述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这在19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学界交流很少、记者也大多只会就事论事的情况下,颇有鹤立鸡群之感。

熟悉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公知吗?确实很像,但又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公知更像是一个在公园里拿着竹竿到处乱挥的疯子,它确实刺中了什么——一般是空气——但毫无方向,也不是很用力气,而且一旦累了还会坐下歇着不挥了。但何女士无论持久性还是思维的一贯性都要强得多,她坚持认为政治体制的僵化、政府转型的迟缓、官方对自己的角色不能从毛时代过渡到民主时代,是一切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她或许有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子。

我对何女士最为佩服的是她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其集大成者即为《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一文,这也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史。何女士不仅写出了她在十年中种种经历(并且以精心组织的详略关系,非常有效地生产出了一种“能获得共鸣的”苦难感),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谈话、查资料等方式,试图将这种“伤痕故事”和2000年联系起来,证明那些年轻时候折磨她的记忆,仍在不断地发出声音,无处遁逃。这一点比很多知青故事(无论忆苦思甜还是只苦不甜)都要好。最后她用四个故事,成功编织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的时空交融:带队干部的女儿找她要介绍工作、“二代”屈居大学图书馆被她的演讲刺激、知青及其子女在统计上构成下岗职工的主体、自己在梦中回到那个被折磨的时代。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必须要说,这种制造感觉的方式,远超过很多长篇大论的历史书写。此外,她在1990年代后期致力于发现除了张志新、遇罗克以外的“殉道者故事”,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很多并不知名的人,他们的事迹因此而能够读到。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她是国内最早把女性歧视问题抬升起来谈的作者之一,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研究显示1990年代后期,城市(包括所谓“中产”)所面临的性别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何女士作为一名传媒人,远比经济学家合适——她太不像学者了。一位研究者,其所反思与关照的应该第一位是自己的内心,这种反思与关照是通过对知识、对方法的吸收、调整、组织所完成的。至于叙事技巧则还要往后,更多是一种将反思推向外界的手段。然而何清涟女士则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十年动乱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她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冲出重重罗网,获得了可以直面“大魔王”的机会,因而她写文章的目的性完全远离了对内心的关照,而关注着眼前所可以看到的“敌人”——揭露真相便是战斗,而在知识上的精雕细琢与反思则意味着软弱。这在她的研究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亦即方法上的“不讲究”、知识上始终不太打动人。诚然,她在2000年就预言到政治体制问题将会给中国带来危机,但是一来她完全没看到21世纪之初的经济腾飞,二来也没能准确预言经济危机的发生方式。正如客人来喝孩子满月酒时说出“这孩子迟早要死”一样,纵然最终能应验,但如果看不到应验以前所发生的更丰富的事迹,这种“诸葛亮”也很难令人允服。这些看法也不是我的原创,在当时就有人提过了——何女士在本书中收入了一篇回应张曙光对她的批评的文章,尽管她言辞尖锐地反击了许多批评,但我们仍不难看出当时人对她的意见。而且即便是她的知识分子关怀,例如《历史的吊诡》等集中体现何女士对历史、对民族命运的思考的文章,虽然超过了当时的很多时评作家,但和知识界比起来也不能说多么深入。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谈到这么一件事情:对于有的人来讲,知识先于信仰,读书求知、不断反思内心是一种达成自我超越的方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信仰先于知识,过多的获取和调弄知识,反而会影响信仰的纯粹。我觉得何清涟女士整体来讲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她自己并不追求学术上的突破(甚至公开鄙薄学术研究者的工作,见《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一文),读者也感觉不到她在方法和学理上有什么大的关照。所以我认为,虽然她一直自命为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但其实更适合她的角色,是那些站在仰望星空者身旁、偶然间听到若干喃喃自语,然后迅速演绎为治世名理的人,也就是专栏作者、图书策划、新媒体主创等等传媒角色。

最后要说的是,我第一次读何女士的书,便是中学时期,当时深为战斗精神所鼓舞。很多年以后,特别是在历史学里泡久了,有一次回去重读《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深为其中作者不加掩饰的、强烈的仇恨心态,以及通过书写来复仇的暗示所惊讶:这种复仇是具体到个人的(甚至写出了当事人女孩子的名字),不单单虚妄的“老大哥”本身。我觉得,或许我们谁也没有何女士的那种经历,故而我们对何女士(特别是出逃到美国、言论越发脱离中国实际以后的何女士)也应该稍微宽容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有所警觉,也许它始终未曾离去,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对世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始终不曾堕落——只是当她远离了近距离观察经济与民生问题的位置以后,那些以前的影子成为了全部、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种影子的读者感觉到一种不切实际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