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纪余英时逝世

2021年8月1日,余英时先生逝世于家中。8月5日外界才逐渐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不是潜山门人,不研究儒学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也不是余英时生平的研究者,对余先生生平和学问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浅的。我想肯定会有很多比我更熟悉余英时生平的人能够写出更富有信息量的内容。这里只是秉着“有言毕竟胜无言”的原则,简单说一些我所知道的内容。

严格来讲,余英时一生一直有三重身份。其一是作为儒者,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其二是作为近代转型过程中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关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政治;其三才是史家。

如果从“史家”的视角来看、尽量淡化“儒者”的这一层面相(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后面再说),那么余英时在中国大陆的形象大致在本世纪初发生过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大体以《朱熹的历史世界》放在三联书店的《著作集》里出版为标志。此前,大多数人接触余英时 ,都是“碎片”地“听说”过。我想可能相当多的人都是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余英时 (正如我当初一样)的,会有这么一个印象: 余先生是一个士大夫。的确,这是余先生最早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但余英时人格魅力的一个部分,恰恰在于他超脱了这样的原初形象;“史家”形象的开拓,则是这种超脱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这一开拓,又要到余公著作发行了唾手可得的单行本后,才能完成。

应该指出,余英时作为史家,早在八十年代就已作出重要的贡献。其一是关于思想史视角下“道统”的研究,申明了士大夫这一群体在展现中国文明超越性一面上的重要意义。其二是关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研究。这个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照搬了马克斯·韦伯的提问方式,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铺陈史料,去反驳韦伯对中国文明的武断结论。应该说,这两项研究都是站在儒学价值观的体系内,为中华文明辩护,反驳韦伯主义的西方文明论。这顺应了198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渐露开放之势、“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发展势头最猛的时代背景。今天若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谈余英时,也经常会提起这一件思想史上的公案。

但其实,八十年代的这几项研究,时过境迁,今人对它的认同感已经大不如前了。我想绝大多数今天的中国读者都不会把韦伯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冒失论述作为什么金科律玉——特别是“八零后”乃至更晚的年轻读者,都是在中国经济腾飞以后成长起来的,很少会认为中华文明因为各种原因而“从本质上矮西方文明一头”。余英时所反思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太存在了。如果没有后来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恐怕他也会像一些只活在“亚洲价值”的注脚里的学者那样消失于思想史上。

惟是如此,《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才显得那么重要。该书恰当地援引了一个核心概念“政治文化”,亦即政治体制、活动背后的心性,用这个概念连接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并且成功地用“群体气质”这个分析方法来缓解思想文化史介入到历史事实时的张力。应该说,以文化面貌来论证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并非余公首创;但是能够把党争与思想史的脉络相结合,进而凸显出两宋士大夫群体“知识分子-事功者”这种二重身份在历史当中的主动性,塑造出“新型士人”群体气质,这既是余英时思想的闪光,亦是潜山笔力的体现。一方面,“道统”与“政治文化”两个概念结合,并且赋予士大夫以政治文化的使命担当,这让以前只在思想文化史当中才能被理解的诸多概念,能够被导入到中国古代史的现代研究话语中,从而令传统史学当中最难以解读的一部分,向现代的历史叙事门户大开。另一方面,《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无论是论述对象、语言还是潜藏的语境,都带有强烈的士大夫主体意识,而且这种主体意识,与固有的“皓首穷经”腐儒卖弄学问的印象大不相同,而是“舍我其谁”锐意改造世界的朝气。这令青年读者很容易因此而受到感染,进而去思考士大夫与中华文明特征性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一部“激进”(按余英时曾谓,激进就是要打破现状)的著作,应该也是第一部从主动的角度寻找中国特色的士大夫精神的伟大作品。

《朱熹的历史世界》发表后,很快出版简体字本。以此为契机,三联书店将余先生的另两部著作《论戴震与章学诚》和《方以智晚节考》,加上一部分论文,统编为《余英时作品集》出版,也令这两部作品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一部清代学术史作品。对于并不深入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读者而言,如果觉得本书太繁难,不妨去看增订本后面附的《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可以作为大致观点的提要。本书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一“朱陆异同”的概念推广为清初学术当中的两条脉络。其二是从这种学术差异中总结形成“儒家智识主义”这一全新概念。其三是经由这一讨论形成一种独立于经学和阶级分析学说的,带有非常强烈历史主义意味的清代思想史叙事。最重要的是第二点。以往讨论清代思想史,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如戴逸《汉学探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都看到的是清代学术僵化而腐朽的消极一面。的确,盛清学术处于政治高压之下,思想高度不自由,但这是否就说明盛清学术毫无意义(正如当下历史教科书会讲述的那样)呢?“智识主义”这一概念发掘到了清代思想史当中带有主动性的一面,潜山考察东原、实斋二人学术经历与彼此讨论的过程,进而指出清学当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识与信仰两方面互相加强的,富含理性主义的面相。在潜山看来,考据学并不是皓首穷经的文字游戏,它是清儒用来论证自己精神世界的理性工具。而关于“智识主义”这个概念,潜山自己有个很短的解释,我至今都觉得受用不尽,抄录如下:

世界上似乎有两类人,他们性格不同(姑不论这种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一类人有很强的信仰,而不大需要知识来支持信仰,对于这类人而言,知识有时反而是一个障碍。学问愈深,知识愈多,便愈会被名词、概念所纠缠而见不到真实的道体。所以陆象山才说朱子“学不见道、枉废精神”。另外一类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不过他们总想把信仰建筑在坚实的知识的基础的上面,总要搞清楚信仰的根据何在。总之,我们对自己所持的信仰是否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这在某些人可以是问题,在另一些人不是问题。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收入《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12年,329页。

提出儒学“智识主义”的一面,这在今天大多数读者看来,很容易理解它的意义,毕竟今天狂信实在算不上什么正面评价。但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这一概念在七八十年代的提出,倒的确很有前瞻性——今天我们认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晚明有一层变化,由于民间出版业的兴起,书籍流通变得活跃,阅读活动变得“下沉”,士大夫读者能够掌握的知识体量较之明中叶以前有了极大的飞跃,这是清代考据学兴起的重要背景,正与三四十年前潜山提出的“智识主义”不谋而合。由此也可以看出潜山学术上的洞见。

《方以智晚节考》则是一部考证性质的著作,考察桐城派士大夫方以智在明清交替之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我觉得本书有一种很悲壮的关怀,读者表面上是在了解方以智的生平,实则是在体察明清鼎革这一堪比天地崩塌、文明世界毁灭的“亡天下”过程中,人如何去一面适应环境、自我隐蔽,一面又要保持人性、去坚守精神世界。这部作品曾经被一些推理小说爱好者半开玩笑地说成是“最好的历史推理小说”,因为它的确很像破案,从种种繁复史料中抽丝剥茧地归纳出方以智隐晦无常的身影。

我认为余先生作为史家的魅力,正在于他一直强调士大夫这个群体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地位,并且把这种主动性与历史要素结合起来,让中国文化价值中种种足以自傲的语言,从小圈子的自说自话变成可以分析、可以理解、可以认知的学术观念。这大概也是他所崇尚的智识主义的一部分。而且余英时笔下的士大夫,一直都不是书斋里的穷酸书生,而是勇于担当历史使命,以天下为己任,有信仰、有理念,明辨是非且博学多才的历史主体。我觉得这也是他本人对中华文明未来的憧憬。这是余先生作为史家的闪光点,也是史家与儒者精神内核的共通之处。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再去看余先生最为青年知识分子称道的名言“哪里有我,哪里就是中国”,或许能够读出自负以外的那一层真正的豪迈情怀——在我看来这也是青年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自信和使命感。

的确,在具体政见上,余英时和当下中国颇多不合;余先生本人在参与政治时,恐怕也未必能不负自己笔下的豪言壮语。公允地讲,中国近四十年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功,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不在余先生的想法之中,这令余先生近十来年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不免有“反共八股”感。再说,余先生本人在世界华人人文学界地位极高、势力很大,不免颇多“学术政治”的争议。“知道分子”们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余先生的头号“黑子”整理了许多“黑料”白纸黑字印成书。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吃瓜人,对余英时以儒者和士人的面貌公开参与政治的这一面上并不抱很高评价的缘故。如果余公没有史家的一面,恐怕他的争议性就会大得很了。但这些事情,作为一般读者而言都不是非得要投以很多注意力。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余英时先生作为历史学人的成就,足以让他成为华人人文学者中的大师级人物。能有这样一位思想家,是中国人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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