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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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涉及的文献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Hegel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罗友枝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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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共和制之下的地方行政

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1. 寻求新的控制方式,将地方精英带入国家队列
  2. 寻求新的控制-自治原则,改造封建制。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

清帝国与世界——“新清史”研究简介

20190114更新:修正分段的问题,修改错字和病句,更新各个链接。
20160327更新:一年来读书长进不少,大幅改写。
20150321更新:等着看了很久,似乎没发现明显的知识错误。在此把外面扩写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版本拿过来吧。如果有问题大家再提。
本文的更新,可以参见“十五言”上的版本 。如果有大幅修改,会同步过来。

作者按:到目前为止,毫不谦虚地说,本文可能是中文互联网上对“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最为全面的一篇综述。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作者的想法几经变化,不断学习;几年修改,回首颇多感慨。如果本文能够帮到读者,这是作者的荣幸。

简要目录

  • “新清史”研究的起源
    • 地域分区学说
    • 内陆亚洲视角
    • 针对18世纪中国的研究的兴起
    • 合流
  • “新清史”研究的大致内容
    • 研究内容概要
    • 学术史意义
  • 传播与反响
    • 早期传播(2010年以前)
    • 国内唯一一次公开讨论:2010年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
    • 学界降温、传媒升温(2010-2015)
    • 非学术的批判(2015年至今)
  • 谣言
  • 我的一点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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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鸾篡位不得人心之一证

南朝刘宋、南齐两朝,君臣猜疑、骨肉相残之事甚多,内斗无已。然而至萧梁前期,则此类惨祸数十年不闻。其间固然有萧衍为政清晏之功,而南齐中期萧鸾篡位之不得人心、引发朝野对翻覆之反感,亦有以焉。此事为魏晋南北朝史之一大变局。

近读《通鉴》,发现若干与萧鸾篡位之影响的事迹。《梁书》卷35《萧子恪列传》: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从容谓曰: “我欲与卿兄弟有言。……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其虽欲不已,亦是师出无名。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杀;若其无期运,何忽行此,政足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佗,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

这段话很有意思。从萧衍的表述来看,他援引“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的方式,将梁的统胤追到了萧道成那里,而认定自己取代的“齐”乃“明帝家天下”,是齐明帝萧鸾及其子东昏侯萧宝卷的统胤。这样一来,他起兵反萧宝卷,不仅是废昏立明,更是一种“铲除萧鸾、恢复高帝国祚”之类的体现。

萧衍起兵成功后,所诛夷者如庐陵王萧宝源、邵陵王萧宝攸等几乎都是萧鸾之子。湘东王萧宝晊虽然是萧鸾之侄,并非其子,故而虽然“颇好文学”,一度“望物情归己”,却也难逃一死。这更突出了萧衍只针对萧鸾族人下手的特点。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称:“(萧衍)所诛夷者齐明帝之后,高帝之后固无恙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45,4520页)

正是因为有此历史背景,所以萧衍改齐为梁,因为齐已经被萧鸾篡夺,变成“明帝家天下”了。 故而当他面对豫章王萧嶷之子萧子恪时,得说一句场面话:“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当然这肯定是漂亮话,萧衍肯定不单只是为了给高武子孙报仇才起兵的,但从统胤上讲,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转移。 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试图把萧衍推举的萧宝融和之前崔慧景推举的萧宝玄相比拟的政治话语,受到了严酷的打击。这大约就是崔慧景之子崔偃得罪的内幕。因为萧衍可以为萧道成子孙报仇,但崔慧景乃萧鸾信用之人,没有这个名分。

萧鸾虽然谦俭慎密,但其人篡夺皇位之事肯定在时人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虽然萧鸾大杀高武子孙,但仍然没能消除自己篡位者的形象,以至于有人能通过反萧鸾来构建新国家。是为萧鸾不得人心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