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阅读总结

2022年阅读经历中的TOP8:

1、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2022全年阅读体验最佳。这部书很好地在中篇学术研究(显然原本体量并不适合长篇)与非虚构写作之间做了平衡,让慈庆(王钟儿)这位由宋入魏的女性的生平故事,能够在史料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焕发出感染力。应该说这种体例的突破,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个故事的底色是战争强迫移民和宫廷政治,背景知识都是南北朝史中相对比较为人熟知的内容。关于慈庆,主要的史料就是她的墓志,但本书在解读慈庆墓志的时候,发现了慈庆的超越性。她的遭际能成为这些沉重而黑暗议题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因为慈庆本人作为传主渡过了余生,更是因为慈庆身上的那些和人性相关的素质,令她在北魏宫廷残酷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某种胜利。应该说,能够发掘出这一层意义,实在是作者的功力。

2、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今年是清代法史研究的大年。郑小悠、尤陈俊两部著作先后出版,张婷《法律与书商》也出版了中译。

郑小悠这部作品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研究清代中央政府部一级衙门的著作,为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史树立了一个标杆。全书并未如当前政治史研究潮流一样聚焦档案,更多采用笔记文集史料追踪刑部历史中重要人物,基于这些人物的事迹、经历、感受,与制度作对话,进而去体现制度的内在形态。尤其是关于部中不同身份、不同素质的司员在部务处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系统地论述清代部中专业官僚与胶柱鼓瑟的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读来格外感到一种“古今一律”的叹息。

3、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通过极其广博的文献视野,雄辩地解释了“没完没了打官司成瘾”这种清代官员对地方“刁民”印象的观念和社会实态。“健讼”对于理解清代地方行政制度运行,非常重要——它是18世纪中叶开始地方政府施政成本剧增,清代国家治理事业逐渐进入困境的最外在的社会现象。本书直面这种这种难以具象化的“时代印象”,从观念、社会经济问题上理清了这一“时代印象”背后不同社会群体的心态、文化生产和经济关系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诉讼策略。作者展现出了非常广阔的文献视野,灵活穿插于一手文献和经由二手文献提示的历史场景,信息量很大,值得一看。最后,作者的方法论批评也颇多启发。

4、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这部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作为一部或多或少仍处于传记或人物研究范畴内的作品,本书并没有像我们司空见惯的晚清要人传记那样流于一种“无奈何时运他人宰”的老生慨叹,触及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在晚清社会-政治转轨之中,以往边缘化的官场外人是怎么卷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这一点应该说以前很少有政治史研究能说得很真切。今日看起来这种场景也毫不陌生:作者所谓“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个体制内外的“玻璃天花板”;而盛宣怀之所以能成为“盛宣怀”,看点也正是割裂的洋务与慈善事业在玻璃天花板两侧藕断丝连的草蛇灰线。第二点特别之处是本书对盛宣怀档案的充分利用,读来颇觉峰回路转。总体来看本书应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第一流作品。

5、蒂莫西·斯奈德:《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题材属于本年热点,写法亦属上乘,翻译显有疏失,但也可以接受。这本书并不是系统介绍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史学大全,而更多的是介绍20世纪东欧几种民族主义互相绞缠的历史场景。我对东欧史完全是外行,读到关于20世纪东欧民族主义问题复杂性以及残酷性的记述,觉得非常震撼。

6、张婷著、张田田译:《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本书的魅力和尤陈俊作品类似,都是司法体系运行的外在因素。这本书重点探讨了坊刻律典和通俗法律读物在官方出版的法律文献之外的勃勃生机,是书籍史和法史的一场对话。坊刻律典的体例演变,是本书一大看点。

7、刘凤云:《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本书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长篇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正面讨论了困扰18-19世纪清朝政府的一个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巨额钱粮亏空带来的财政困难与吏治腐败。作者搜集了康熙至嘉道年间大量钱粮亏空的案例,以及清廷调查亏空情况、整饬财政体系的努力,从政治史的一侧触及亏空问题的深层原因,用力颇多。

8、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同样是直面清代政治史中核心议题的论著。本书旨在探讨清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大一统”的形成和实践,糅合了作者近年来若干中篇研究和早年间撰写的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由于各章多已在期刊上读过,全书的意旨对我来说确实已经不算太新鲜了。作者的构想很大,而且从结构上可以看到作者正面拆招的努力,而且也确实切入了问题的要点。其中将“大一统”观念中正统性与治理主义分开看待的看法,对于后续研究应有很大启发。

[转载] 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

转载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2017年7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友人在某社交网站的分享于2021年11月09日被删除。为避免将来一旦文章下线,无法查证,特将正文内容转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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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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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涉及的文献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Hegel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罗友枝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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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共和制之下的地方行政

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1. 寻求新的控制方式,将地方精英带入国家队列
  2. 寻求新的控制-自治原则,改造封建制。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

萧鸾篡位不得人心之一证

南朝刘宋、南齐两朝,君臣猜疑、骨肉相残之事甚多,内斗无已。然而至萧梁前期,则此类惨祸数十年不闻。其间固然有萧衍为政清晏之功,而南齐中期萧鸾篡位之不得人心、引发朝野对翻覆之反感,亦有以焉。此事为魏晋南北朝史之一大变局。

近读《通鉴》,发现若干与萧鸾篡位之影响的事迹。《梁书》卷35《萧子恪列传》: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从容谓曰: “我欲与卿兄弟有言。……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其虽欲不已,亦是师出无名。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杀;若其无期运,何忽行此,政足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佗,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

这段话很有意思。从萧衍的表述来看,他援引“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的方式,将梁的统胤追到了萧道成那里,而认定自己取代的“齐”乃“明帝家天下”,是齐明帝萧鸾及其子东昏侯萧宝卷的统胤。这样一来,他起兵反萧宝卷,不仅是废昏立明,更是一种“铲除萧鸾、恢复高帝国祚”之类的体现。

萧衍起兵成功后,所诛夷者如庐陵王萧宝源、邵陵王萧宝攸等几乎都是萧鸾之子。湘东王萧宝晊虽然是萧鸾之侄,并非其子,故而虽然“颇好文学”,一度“望物情归己”,却也难逃一死。这更突出了萧衍只针对萧鸾族人下手的特点。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称:“(萧衍)所诛夷者齐明帝之后,高帝之后固无恙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45,4520页)

正是因为有此历史背景,所以萧衍改齐为梁,因为齐已经被萧鸾篡夺,变成“明帝家天下”了。 故而当他面对豫章王萧嶷之子萧子恪时,得说一句场面话:“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当然这肯定是漂亮话,萧衍肯定不单只是为了给高武子孙报仇才起兵的,但从统胤上讲,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转移。 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试图把萧衍推举的萧宝融和之前崔慧景推举的萧宝玄相比拟的政治话语,受到了严酷的打击。这大约就是崔慧景之子崔偃得罪的内幕。因为萧衍可以为萧道成子孙报仇,但崔慧景乃萧鸾信用之人,没有这个名分。

萧鸾虽然谦俭慎密,但其人篡夺皇位之事肯定在时人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虽然萧鸾大杀高武子孙,但仍然没能消除自己篡位者的形象,以至于有人能通过反萧鸾来构建新国家。是为萧鸾不得人心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