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与江晓成合撰《清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评和卫国〈道义与政治——乾隆朝常平积贮养民研究〉》（发表于《清史论丛》2023年第1期，社科文献，2023年）一文之第三节“借景观山：‘重提政治史’的方法论对话”选段。这部分敝人贡献多些，贴上博客来。
所评图书为和卫国《道义与政治：乾隆朝常平积贮养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道义与政治》一书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在贯彻“问题意识”的同时，还有着非常鲜明的“方法意识”。作者引述了杨念群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政治史的边缘化，并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而是政治史“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 。作为对这一边缘化危机的回应，本书绪论中表达了对于清代政治史的方法论期望：打破原有思维定式，“积极探寻政治演生的基本逻辑，探讨政治史研究如何更好地与政治本义相契合”。
作者亦积极践行这一方法论传统。本书中将“乾隆朝大规模积贮养民视为一个‘活的’政治过程”，“其产生、发展、演变、结束，无不体现着各种政治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第12、13页）。作者将这种方法论概括为三点：对焦国家治理和政府行政，关注地方政治生态及其相对独立性，强化历史参与感（第13-16页）。总之，作者对乾隆朝常平积贮这一国家治理典型个案政治过程的研究，背后关怀则是多年来对如何“重提政治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持续思考。
同作为对“重提政治史”这一治学理念感兴趣的研究者，笔者认为《道义与政治》中所体现的方法意识，颇能体现清史研究与其他断代研究的差异。近二十年来，秦汉史、唐史、宋史等断代史领域，对于政治史的拓展，都给出了各自的创新性回应。例如邓小南在宋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中提出“‘活’的制度史”这一理念，在多个断代史领域引发了广泛响应。 根据张祎的看法，“‘活’的制度史”的理念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结合“过程”、“关系”和“行为”三重视角，其二是选择“文书制度”“信息沟通”等议题。其中对“过程”的关注，延续了制度史关注制度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传统，更加强调时段的切割与制度演进的阶段性。 与这一理念有着密切联系的是，面向政府如何利用行政文书来沟通信息、划分权限，进而处理事务的研究，即基于古文书学对古代国家“政务运行”的探讨，方兴未艾 。
重提清代政治史，一方面必然要从中国古代史其他断代对政治史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中汲取经验，另一方面，研究理路上也势必要基于清史史料学与问题意识，体现出清史的特色。例如，同以“过程”来概括对于国家政治行为的某些关注点，但《道义与政治》与其他断代政治史研究内涵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和卫国所谓“政治过程”指国家政策从酝酿、决策、制定到推行的过程，是国家治理与权力明暗交互的时空场所。 它面向的是朝廷“大政”或其中的某一类政策，而非制度或文书。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兴替、文书流转、信息沟通与政令往来，只是“政治过程”中诸多要素的几种常见形式。类似的用法，在新进研究如袁飞对嘉庆时期漕政的研究中也能见到 。这一差异的背后，部分原因是清史和其他断代领域对古文书研究的方法论差异。清代行政文书的实物保存数量远多于其他断代，不太可能件件详考；清代政治史中对行政文书的利用，往往建立在任青、庄吉发、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等人针对清宫档案较为成熟的整体研究 之上，文书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便要淡化很多。另外，清代政典类文献如《大清会典》及则例等基本完整地流传了下来。这令研究者可以比较直接地接触到清代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对制度细节作文本考证的需求大大降低。故而清代政治史研究可以将焦点从具体的制度规定、文书流转等单种或数种历史要素上暂且发散，重新聚焦于更宏观的、由“简并”（Degenerate）的复数历史要素组成的“过程”。
清史较为丰富的史料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历史中的“人”比其他断代要清晰得多。门类繁杂的史料如中央档案、地方文书、科举录、方志及种种稀见史料，揭示了更多不同性质、不同身份的，或个体、或群体的“清朝人”的事迹，这些事迹又形成了关于清代政治中主体（国家治理或权力斗争的实施者）和客体（国家治理或权力斗争的作用对象）的历史认知。也正是因为“人”的面貌变得清晰，权力与支配关系在历史“舞台”上被“演员”把握的情节才趋于明确，政治史的主体性才能更加强化。
不过，就政治史与社会科学方法相对话之处，笔者仍有一定的保留意见。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述，《道义与政治》一书在立意上与社会经济史视角下的仓储史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写作时也表现出了对社会科学概念的谨慎态度。例如在绪论中，作者在表述自己对国家治理、政府职能的认识时，明确地主张应以《清经世文编》“六政”的划分作为分类学标准，杂以“盐政”、“漕政”等具体“实政”领域，试图淡化经济史、文化思想史、工业史、水利史等由现代学科体系所厘定的分类学概念（第14页）。作者在研究中，亦反复提醒不宜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术语、理念框定历史（第199、257、261、271页）。
诚然，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对政治议题本土性、内生性的发掘当然重要。但最近数十年来历史学多个领域的研究实践，业已体现出了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蓬勃生命力；清代政治史在追求整体化、系统化的路径上，也肯定要从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中借力。尽管作者并未从经济史的视角审视仓储政策，但毋庸讳言，清前期仓储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热门议题，来自灾荒史的关注固然不可或缺，魏丕信、高王凌等人试图以仓储问题考察清代国家能力以及社会福利水平，这些研究对于仓储问题的讨论也都是有贡献的。事实上，作者着力点之一“国家治理”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不断凸显其理论价值，便与政治学界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耕耘、最终形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本书的论述来看，“国家治理”的内涵与“六政”的分类学也并不冲突。
推而广之，即便同样是在官僚政治的议题之内，作者研究的18世纪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完全可以与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主题形成直接对话。在社会学家周雪光的最新研究中，他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概括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并以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要线索分析解决矛盾的应对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允许地方在统一决策之下的某种灵活执行、运动型治理等。 作者所论常平积贮政策在乾隆朝的推行恰也是一种典型的“运动型治理”，而且所论制度运行中的央地关系、地方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地方官僚制度的合谋现象等问题与周雪光的研究颇多共鸣。显然，虽然时段不同，但中国国家治理面对的问题和解决机制在纵向上却高度相似。作者若对相关理论妥为借鉴或予以反思，其结论必将溢出专业领域，无疑能够增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力。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