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于2022年7月正式启用东城区祈年大街的新馆。新馆在硬件设施和查档环境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也意味着过去几年里基于西华门内旧馆的查档经验基本不再适用。本文将基于笔者半年来若干查档经历，简单介绍现在查档的一些经验，以供各位春节后可能能自由活动开展研究的读者参考。
我不是一史馆的工作人员，本文在细节方面尽可能与一史馆官方口径作核对，但恐怕不符之处仍然难免。欢迎读者对其中舛错进行指正。
继续阅读“第一历史档案馆非官方查档攻略”标签： Qing
2022年阅读总结
2022年阅读经历中的TOP8：
1、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2022全年阅读体验最佳。这部书很好地在中篇学术研究（显然原本体量并不适合长篇）与非虚构写作之间做了平衡，让慈庆（王钟儿）这位由宋入魏的女性的生平故事，能够在史料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焕发出感染力。应该说这种体例的突破，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个故事的底色是战争强迫移民和宫廷政治，背景知识都是南北朝史中相对比较为人熟知的内容。关于慈庆，主要的史料就是她的墓志，但本书在解读慈庆墓志的时候，发现了慈庆的超越性。她的遭际能成为这些沉重而黑暗议题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因为慈庆本人作为传主渡过了余生，更是因为慈庆身上的那些和人性相关的素质，令她在北魏宫廷残酷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某种胜利。应该说，能够发掘出这一层意义，实在是作者的功力。
2、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今年是清代法史研究的大年。郑小悠、尤陈俊两部著作先后出版，张婷《法律与书商》也出版了中译。
郑小悠这部作品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研究清代中央政府部一级衙门的著作，为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史树立了一个标杆。全书并未如当前政治史研究潮流一样聚焦档案，更多采用笔记文集史料追踪刑部历史中重要人物，基于这些人物的事迹、经历、感受，与制度作对话，进而去体现制度的内在形态。尤其是关于部中不同身份、不同素质的司员在部务处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系统地论述清代部中专业官僚与胶柱鼓瑟的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读来格外感到一种“古今一律”的叹息。
3、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通过极其广博的文献视野，雄辩地解释了“没完没了打官司成瘾”这种清代官员对地方“刁民”印象的观念和社会实态。“健讼”对于理解清代地方行政制度运行，非常重要——它是18世纪中叶开始地方政府施政成本剧增，清代国家治理事业逐渐进入困境的最外在的社会现象。本书直面这种这种难以具象化的“时代印象”，从观念、社会经济问题上理清了这一“时代印象”背后不同社会群体的心态、文化生产和经济关系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诉讼策略。作者展现出了非常广阔的文献视野，灵活穿插于一手文献和经由二手文献提示的历史场景，信息量很大，值得一看。最后，作者的方法论批评也颇多启发。
4、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这部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作为一部或多或少仍处于传记或人物研究范畴内的作品，本书并没有像我们司空见惯的晚清要人传记那样流于一种“无奈何时运他人宰”的老生慨叹，触及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在晚清社会-政治转轨之中，以往边缘化的官场外人是怎么卷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这一点应该说以前很少有政治史研究能说得很真切。今日看起来这种场景也毫不陌生：作者所谓“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个体制内外的“玻璃天花板”；而盛宣怀之所以能成为“盛宣怀”，看点也正是割裂的洋务与慈善事业在玻璃天花板两侧藕断丝连的草蛇灰线。第二点特别之处是本书对盛宣怀档案的充分利用，读来颇觉峰回路转。总体来看本书应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第一流作品。
5、蒂莫西·斯奈德：《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题材属于本年热点，写法亦属上乘，翻译显有疏失，但也可以接受。这本书并不是系统介绍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史学大全，而更多的是介绍20世纪东欧几种民族主义互相绞缠的历史场景。我对东欧史完全是外行，读到关于20世纪东欧民族主义问题复杂性以及残酷性的记述，觉得非常震撼。
6、张婷著、张田田译：《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本书的魅力和尤陈俊作品类似，都是司法体系运行的外在因素。这本书重点探讨了坊刻律典和通俗法律读物在官方出版的法律文献之外的勃勃生机，是书籍史和法史的一场对话。坊刻律典的体例演变，是本书一大看点。
7、刘凤云：《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本书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长篇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正面讨论了困扰18-19世纪清朝政府的一个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巨额钱粮亏空带来的财政困难与吏治腐败。作者搜集了康熙至嘉道年间大量钱粮亏空的案例，以及清廷调查亏空情况、整饬财政体系的努力，从政治史的一侧触及亏空问题的深层原因，用力颇多。
8、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同样是直面清代政治史中核心议题的论著。本书旨在探讨清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大一统”的形成和实践，糅合了作者近年来若干中篇研究和早年间撰写的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由于各章多已在期刊上读过，全书的意旨对我来说确实已经不算太新鲜了。作者的构想很大，而且从结构上可以看到作者正面拆招的努力，而且也确实切入了问题的要点。其中将“大一统”观念中正统性与治理主义分开看待的看法，对于后续研究应有很大启发。
[转载] 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
转载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2017年7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友人在某社交网站的分享于2021年11月09日被删除。为避免将来一旦文章下线，无法查证，特将正文内容转载一下。
继续阅读“[转载] 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
如果你学过一些清史，读过一些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书，那么你想必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关于奏折制度起源及其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大致由以下的几个论点组成：
- 奏折制度源于臣子在外给皇帝请安时缮写的“请安折”，是满洲奴仆给主子请安的习俗的一部分；
- 康熙帝利用请安折这一私人通信的渠道，让外省大臣在缮写“请安折”时顺便奏报地方雨雪粮价、官员贤否与舆论得失，以此作为刺探各地情报的手段。这是奏折制度的前身。
- 雍正帝即位后，扩大了有权缮折奏事的官员的范围，更多地利用奏折来牵制大臣，并且成立军机处以协助处理奏折，最终在雍正、乾隆之际形成了奏折制度。
- 皇帝阅览奏折后，以朱笔批示，称为朱批奏折，保存于宫内。
- 奏折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私人通信，这种私人属性令君臣之间可以表达一些不方便形诸正式公文的内情和苦衷，另一方面也能够展示君主的私恩，加强臣子对君主的个人效忠，便于君主实施权术。
- 奏折制度出现后，清朝政府变为内外隔绝的两个体系。外部体系的文书是题本，对应中枢机构是内阁；内部体系的文书是奏折，对应中枢机构是军机处。两套体系彼此隔离，内阁不能获知奏折的内容。这是奏折制度的第二个优势：有助于保密。
作为一个神话，此一历史叙事非常之完整，而且具有明显的特征性，经常被认为是清朝国家制度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页。不仅很多历史教材采信了上述说法，历史以外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也大都将上述叙事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理论之中。相信各位读者如果通过一些渠道自己学习过一些清史知识，肯定也都能理解这一叙事所得出的结论：君臣之间缔结超越公务管辖关系的私人纽带，基于这种关系进行私密通信，有助于君主权力的运使，也能在威权统治的国家制度之中为磋商提供一种渠道，有利于不便公开会议政务的统治者作出明智的决策。甚至还有清史爱好者以此为据去对电视剧、通俗史学写作中“奏折”的使用方式作纠谬。
继续阅读“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
作者：王敬雅、张一弛
本文发表于2019年05月21日《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栏目。
2018年10月，姚念慈先生的新书《定鼎中原之路》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集结了姚先生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家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讨论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先生，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先生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这样严谨的考证作品却较为少见。
继续阅读““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继续阅读“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涉及的文献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Hegel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罗友枝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继续阅读“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孔飞力：共和制之下的地方行政
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 寻求新的控制方式，将地方精英带入国家队列
- 寻求新的控制-自治原则，改造封建制。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