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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R. Bin. “The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Recent Works on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1, no. 01 (March 2016): 135–46. doi:10.1017/S1740022815000388.

本文是若干书评的集合。

全球史研究时代的来临，是学者所受史学训练在一系列努力下发生转变的结果。进入视野的档案来源愈多，对我们的语言技巧要求越高，成为长期的挑战。故而全球史的突破有这么几种形式。

1. 长期研究兴趣超越所关注的原始地理区域
2. 结合了若干学者的才华和努力，研究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进程

前两本书是这两方面的例子。

也有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声称是全球史，但也提出了新的理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这些新发现能在更广阔的问题上提供新视角，有三本书是这一类型。

最后，还有些书考察某些涉及全球史核心问题的争论，本文也包括了一例。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早期近代历史问题与近代史的联系，关乎如何理解长时期经济、政治变革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过去总觉得是欧洲人搞出来的。

第一本书：《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害》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Geoffrey Parke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展现了一个原本产生于特定地区的历史学问题，能以怎样的方式为全球史做贡献。

17世纪危机是40年前Aston编的一本论文集里提的概念，霍布斯鲍姆挑起的讨论，说这是1600前后几十年里爆发的一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确定了欧洲恢复并且资本家继续建设资本主义的时间。Aston自己和几个人在文章里觉得欧洲危机经济的意味少点儿，更多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来戈德斯通的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的反叛和革命》也说了这个事儿。

Parker大家都知道是搞早期近代西北欧洲军事革命的。他把戈德斯通的想法当成一个全球主题，强调温度骤降引发的环境危机，造成农业灾害，经济困难，社会动荡，产生各种政治上的反应。Parker成功地把危机所及的区域按情况分了类：没遭殃的地方，如美洲殖民地，南亚，东南亚，日本；小冰期比较模糊的地方，比如北美大平原，撒哈拉以南，澳大利亚。勒华拉杜里1959年搞过一个气候变化的研究，

Parker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笔下的17C危机和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结合。有一章讲清朝的。第五部分讲那些逃过一劫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和我们加州学派的东西可以平行看待，他的结论认为大分流的背后是思想及其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的差异性，比如科学革命啊，工厂和机器啊之类的。这正是霍布斯鲍姆1950年代的论述的终点。可以看到，环境史，经验知识的发展，都对Parker的工作有贡献。其实早期近代和近代的联系问题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第二本书：《逃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Peer Vries.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用了大分流等加州学派的成果，作为欧洲例外论的衬托。这人缺少相关研究背景，第一本书是个史学评论，关于后现代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缺少章节结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济学家”，第二部分是“大分流的事实解释”。后面有很多大题目都只用寥寥几页就解决（列举了一堆页码=_=||||黑线）。他总结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给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以支持“西方创造现代经济增长”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的观点，全书一直都在用“The West”和“The Rest”两个概念。引文支离琐碎，读者难以辨别怎么构成论证，甚至此处是之、彼处非之，而且行文中还分不清史料和论点，老拿书评当资料。遇见不喜欢的研究就可着劲儿黑，王国斌当然成了靶子。但Vries又表述不清楚，引用和批驳都很混乱。王国斌觉得这研究只能读出来是为了批加州学派。

第三本书：《全球史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一个论文集。绪论里把劳动密集型道路和其他经济史近期研究结合了起来。后面的论文讨论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为什么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契合。

讨论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论文指出，俩区域的早期工厂最初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没遵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西非是土地密集型出口农业，和制造业长期没啥关系。拉丁美洲也缺劳动力，工业化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输入，跟US（资本密集）和东亚都不一样。

Alsace的一章，说贫农工匠发起的劳动密集工业化在20C初变成了小工厂生产，主要是精密仪器、汽车配件、电子设备之类。

Jan De Vries关于消费者角色的一章，认为东西方家庭在勤勉革命上有相似性，但欧洲的劳动者在作为消费者方面比东亚更积极。王国斌觉得这和彭慕兰是类似的。

第四本书：《海上中国：海洋世界怎样形塑近代中国》

China on the sea: how the maritime world shaped modern China
By Zheng Yangwen. Leiden: Brill, 2012.

就早期近代中国对欧洲商品的品味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东西，讨论了中国的消费者革命问题。认为中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复杂过程”：“清前期人口增长，获取外国商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导致商业依次专门化。清中期商人、商店、街市多致力于进口、零售、经销外国商品，表现了这一点。”(p.246)这些和欧洲的消费者革命都可以对比。

郑的关怀在于中国通过海疆展开的国际联系。头两章讲海疆联系的方式。第三章讲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王国斌觉得这些关于海上中间地带的讨论，关乎边疆问题，和新清史可以对照。

第五本书：《帝国的创建者：处在十字路口的俄国、中国、印度（15-19世纪）》

Bâtisseurs d’empires: Russie, Chine et Inde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XVe–XIXe siècle
By Alessandro Stanziani. Paris: Éditions Raison d’Agir, 2012.

考察15-19世纪之间俄、中、印帝国形成之中的共性和联系，认为这三个帝国各自代表了一个区域；也说了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用来论证“这仨帝国都构建了不同于欧洲的道路”的。批判了一些对欧洲经验依靠过重的研究。

依靠大量学界已有研究来考察早期近代的帝国。中俄都扩张到了中亚，印度统治者则来自中亚，作者还找到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长期联系(p.39)。

作者认为，对有效的骑兵的依赖，构成了军队组建中的共性，这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仨帝国的统治者都以扩张军事力量为重要的政治动力：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市场来动员扩张所需的资源。作者觉得这和欧洲不一样。

王国斌觉得作者的讨论对象有点不清楚。他看到了和中亚联系的仨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欧洲不一样，但这并不能指向政治、经济的转变过程。

第六本书：《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斗争：从早期近代帝国崛起到一战结束》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提供了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变迁的明确叙事，这些地区在过去的全球史当中没有被看作是“欧洲的”。考察了那几个帝国的文化实践、帝国制度、边疆交互、政治危机和帝国遗产，讨论几个帝国中早期近代政治挑战的共性，关注哪些适应性、协调性策略让这些帝国撑过19世纪。这和全球史关注民族国家及殖民地的思路可以对照。

早期近代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与之前几个世纪有一点很大的区别：俄罗斯的扩张遇到了其他列强的明显反应。欧亚中间地带和世界政治格局联系了起来。

作者认为，20C前期，欧亚中间地带的统治者还试图加强帝国统治，但后来放弃了对帝国统治的捍卫，转而推行新制度，对抗拒帝国统治的精英们传播西方政治、社会思想。

本书把一些欧洲和美国常见的国家建构的想法推广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性。中国和其他几个帝国就不一样，没有产生数个多民族国家。王国斌觉得中国转型为单一主权国家，要归因于早期近代的国家构建形态。某些特征在后来的西欧典型案例中重演，如整个官僚机制，一些社会、文化、经济政策等。这些早期近代的中国实践，形成了一个政治体，其幅员之辽阔，欧洲只有到了20世纪后期构建欧盟时才能相提并论。

结论

希望全球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二战后的经济变迁。

希望大家多关注“自上而下”（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普通人的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关系如何和国外经济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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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蔡伟杰博士提供第五本书的参考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