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莹丨传承与创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清代内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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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7月1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欧亚古典学系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6月30日上午9时,“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内亚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往学者把清史研究的范围多限制在中国内地或中原王朝,但内亚史也是清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内亚地区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加准确地再现清代历史。此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回顾了前三届会议举办历程。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3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清代多族群文化交流”等9个研究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

1.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研究

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林士铉副教授以“乾隆朝清准关系的重构——《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与准噶尔来使仪注”为题,讲述了《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由来,探讨了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臣的仪注内容是否确实进行过该图卷所呈现的贡马仪式,并进一步揭示了该图卷背后所反映的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变化及汉文文献未载的原由。

早稻田大学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小松原友里研究员展示了廓尔喀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贡象活动,通过考察廓尔喀贡象与清朝驯象所之间建立的联系,分析了贡象的方式及其历史意义,以及驻藏大臣在清廓信息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阐明了清朝中央、廓尔喀和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年旭以福州开港与琉球馆为中心,探讨了鸦片战争背景下清、英双方在福州开港、领事馆选址等事件中的博弈,以及琉球自身的应对策略,展现出藩属体制内部的互动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闶在对满文地理志文献《喀木地方一统志》进行全文转写、翻译的基础上,考察了该书与《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的关系。他认为,该书成书背景与康熙朝清廷经略西藏密切相关,将该书与《皇舆全览图》相结合可以构成康熙中后期清廷对喀木地理情形认知的完整图景,对研究康区历史地理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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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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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现代世界的早期近代基础

Wong, R. Bin. “The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Recent Works on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1, no. 01 (March 2016): 135–46. doi:10.1017/S1740022815000388.

本文是若干书评的集合。

全球史研究时代的来临,是学者所受史学训练在一系列努力下发生转变的结果。进入视野的档案来源愈多,对我们的语言技巧要求越高,成为长期的挑战。故而全球史的突破有这么几种形式。

  1. 长期研究兴趣超越所关注的原始地理区域
  2. 结合了若干学者的才华和努力,研究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进程

前两本书是这两方面的例子。

也有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声称是全球史,但也提出了新的理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这些新发现能在更广阔的问题上提供新视角,有三本书是这一类型。

最后,还有些书考察某些涉及全球史核心问题的争论,本文也包括了一例。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早期近代历史问题与近代史的联系,关乎如何理解长时期经济、政治变革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过去总觉得是欧洲人搞出来的。

第一本书:《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害》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Geoffrey Parke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展现了一个原本产生于特定地区的历史学问题,能以怎样的方式为全球史做贡献。

17世纪危机是40年前Aston编的一本论文集里提的概念,霍布斯鲍姆挑起的讨论,说这是1600前后几十年里爆发的一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确定了欧洲恢复并且资本家继续建设资本主义的时间。Aston自己和几个人在文章里觉得欧洲危机经济的意味少点儿,更多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来戈德斯通的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的反叛和革命》也说了这个事儿。

Parker大家都知道是搞早期近代西北欧洲军事革命的。他把戈德斯通的想法当成一个全球主题,强调温度骤降引发的环境危机,造成农业灾害,经济困难,社会动荡,产生各种政治上的反应。Parker成功地把危机所及的区域按情况分了类:没遭殃的地方,如美洲殖民地,南亚,东南亚,日本;小冰期比较模糊的地方,比如北美大平原,撒哈拉以南,澳大利亚。勒华拉杜里1959年搞过一个气候变化的研究,

Parker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笔下的17C危机和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结合。有一章讲清朝的。第五部分讲那些逃过一劫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和我们加州学派的东西可以平行看待,他的结论认为大分流的背后是思想及其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的差异性,比如科学革命啊,工厂和机器啊之类的。这正是霍布斯鲍姆1950年代的论述的终点。可以看到,环境史,经验知识的发展,都对Parker的工作有贡献。其实早期近代和近代的联系问题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第二本书:《逃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Peer Vries.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用了大分流等加州学派的成果,作为欧洲例外论的衬托。这人缺少相关研究背景,第一本书是个史学评论,关于后现代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缺少章节结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济学家”,第二部分是“大分流的事实解释”。后面有很多大题目都只用寥寥几页就解决(列举了一堆页码=_=||||黑线)。他总结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给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以支持“西方创造现代经济增长”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的观点,全书一直都在用“The West”和“The Rest”两个概念。引文支离琐碎,读者难以辨别怎么构成论证,甚至此处是之、彼处非之,而且行文中还分不清史料和论点,老拿书评当资料。遇见不喜欢的研究就可着劲儿黑,王国斌当然成了靶子。但Vries又表述不清楚,引用和批驳都很混乱。王国斌觉得这研究只能读出来是为了批加州学派。

第三本书:《全球史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一个论文集。绪论里把劳动密集型道路和其他经济史近期研究结合了起来。后面的论文讨论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为什么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契合。

讨论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论文指出,俩区域的早期工厂最初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没遵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西非是土地密集型出口农业,和制造业长期没啥关系。拉丁美洲也缺劳动力,工业化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输入,跟US(资本密集)和东亚都不一样。

Alsace的一章,说贫农工匠发起的劳动密集工业化在20C初变成了小工厂生产,主要是精密仪器、汽车配件、电子设备之类。

Jan De Vries关于消费者角色的一章,认为东西方家庭在勤勉革命上有相似性,但欧洲的劳动者在作为消费者方面比东亚更积极。王国斌觉得这和彭慕兰是类似的。

第四本书:《海上中国:海洋世界怎样形塑近代中国》

China on the sea: how the maritime world shaped modern China
By Zheng Yangwen. Leiden: Brill, 2012.

就早期近代中国对欧洲商品的品味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东西,讨论了中国的消费者革命问题。认为中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复杂过程”:“清前期人口增长,获取外国商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导致商业依次专门化。清中期商人、商店、街市多致力于进口、零售、经销外国商品,表现了这一点。”(p.246)这些和欧洲的消费者革命都可以对比。

郑的关怀在于中国通过海疆展开的国际联系。头两章讲海疆联系的方式。第三章讲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王国斌觉得这些关于海上中间地带的讨论,关乎边疆问题,和新清史可以对照。

第五本书:《帝国的创建者:处在十字路口的俄国、中国、印度(15-19世纪)》

Bâtisseurs d’empires: Russie, Chine et Inde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XVe–XIXe siècle
By Alessandro Stanziani. Paris: Éditions Raison d’Agir, 2012.

考察15-19世纪之间俄、中、印帝国形成之中的共性和联系,认为这三个帝国各自代表了一个区域;也说了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用来论证“这仨帝国都构建了不同于欧洲的道路”的。批判了一些对欧洲经验依靠过重的研究。

依靠大量学界已有研究来考察早期近代的帝国。中俄都扩张到了中亚,印度统治者则来自中亚,作者还找到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长期联系(p.39)。

作者认为,对有效的骑兵的依赖,构成了军队组建中的共性,这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仨帝国的统治者都以扩张军事力量为重要的政治动力: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市场来动员扩张所需的资源。作者觉得这和欧洲不一样。

王国斌觉得作者的讨论对象有点不清楚。他看到了和中亚联系的仨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欧洲不一样,但这并不能指向政治、经济的转变过程。

第六本书:《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斗争:从早期近代帝国崛起到一战结束》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提供了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变迁的明确叙事,这些地区在过去的全球史当中没有被看作是“欧洲的”。考察了那几个帝国的文化实践、帝国制度、边疆交互、政治危机和帝国遗产,讨论几个帝国中早期近代政治挑战的共性,关注哪些适应性、协调性策略让这些帝国撑过19世纪。这和全球史关注民族国家及殖民地的思路可以对照。

早期近代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与之前几个世纪有一点很大的区别:俄罗斯的扩张遇到了其他列强的明显反应。欧亚中间地带和世界政治格局联系了起来。

作者认为,20C前期,欧亚中间地带的统治者还试图加强帝国统治,但后来放弃了对帝国统治的捍卫,转而推行新制度,对抗拒帝国统治的精英们传播西方政治、社会思想。

本书把一些欧洲和美国常见的国家建构的想法推广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性。中国和其他几个帝国就不一样,没有产生数个多民族国家。王国斌觉得中国转型为单一主权国家,要归因于早期近代的国家构建形态。某些特征在后来的西欧典型案例中重演,如整个官僚机制,一些社会、文化、经济政策等。这些早期近代的中国实践,形成了一个政治体,其幅员之辽阔,欧洲只有到了20世纪后期构建欧盟时才能相提并论。

结论

希望全球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二战后的经济变迁。

希望大家多关注“自上而下”(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普通人的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关系如何和国外经济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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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蔡伟杰博士提供第五本书的参考译名。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当年听罗新老师课的时候就隐约意识到这位老师的路数大概不是历史学主流路线,果然,后来基本没见过任何一个搞民族史的学者,会一上来就推荐《游牧者的抉择》给学生看。上课的时候他也不会照本宣科,基础知识几乎一概不讲,直接跳到某个问题的前沿议题,连解释带评论,下面的学生如果基础稍差,或者理解力稍微低一点儿,就会一头雾水。毕业多年,偶然间得到了罗新老师《中古北族名号考》的电子版,才第一次读到他比较系统的研究。

这本书可以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可汗”这种名号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探讨“单于”这种名号。第三部分探讨北魏时期“拓跋”、“直勤”两个名号的产生。第四部分考辑柔然官制。第五部分讨论高句丽的兄系官职名号。第六部分讨论阙特勤、暾欲谷碑文。第七部分讨论皇帝尊号的起源。基本方法都是类似的:依赖汉文与突厥语等中古北族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如语词听记的异同等),考察各种官职名号的发展历程。其核心论题是,考察内陆亚洲诸政权与汉文化背景下政治体之间政治制度的交互。

本书在研究中采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官号与官职分开。罗新认为,政治制度在比较原始的时代,先出现的是美称性质的“官号”;在政治制度发育过程中,具有类似官号的人逐渐增多,人员流动促成了官号变为职能指向的“官职”。继而可能有更多的美称缀于官职上,形成新一轮的官号,进而又为下一轮官职的演变揭开序幕。这一现象,在中古北族名号中颇为常见,例如可汗号本是对个人的美称,由于称某某可汗者太多,反而令可汗成为了类似官职的名号。此一视角当不限于中古时期,清之巴图鲁、比忒赫等,均与此有莫大关系。甚至也可以不限于美称——凡是用于称人的名号,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可能会变成一个官职。例如“尚书”一官,“尚”本有主掌之意,而后又有“尚书令”缀以另一表示主掌的“令”字,盖因“尚书”成一固定官职,其“尚”字已失去意义,必须加一“令”以示更高主掌。凡是试图翻译过古代官名为英文者,当不乏此类一般的经历。今人以“北京西站南广场东街”为笑,亦犹此理。甚至官职亦可进一步演化,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秘书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直勤”名号的产生,对于理解古代历史,多有助益。历史上如同“直勤”名号一样,标称原始政治制度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时在位领袖子孙的名号,尚有数个。例如清代以觉罗名号冠称塔克世之旁支子孙,关于这一制度,清史研究者往往仅仅当成一件制度建设而放过。但从“直勤”名号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此类官号的产生,往往是政治体发育过程中的重要关卡。道武帝以直勤名号冠称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子孙,与皇太极启用觉罗,二者颇可类比。这一点,“新清史”学者尚未关注。然而北魏经历了通过孝文帝改革而重定宗族之制、废除直勤的过程,而觉罗制度则终清朝不废,其间关节,亦多可玩味。

本书第五部分讨论“阿干”官号的产生和演进,是全书读来最轻松搞笑的一节。原来“××哥”在东北亚/内亚文化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是一类官号。

而罗新老师写作时,对于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听译的转写、汉文史料传抄中的舛误,多有想象,整体结论恐怕难以服众,特别是难以令很多突厥语专家信服。这一点已有书评提出了批评。故而则本书更多的是让读者在了解其分论点时对历史进行思考,而并未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整体来讲本书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对于不熟悉突厥语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很多论述比较乏味,可以大段跳过。建议关注中国古代官制(特别是了解官制研究前沿)的读者不要错过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