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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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现代世界的早期近代基础

Wong, R. Bin. “The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Recent Works on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1, no. 01 (March 2016): 135–46. doi:10.1017/S1740022815000388.

本文是若干书评的集合。

全球史研究时代的来临,是学者所受史学训练在一系列努力下发生转变的结果。进入视野的档案来源愈多,对我们的语言技巧要求越高,成为长期的挑战。故而全球史的突破有这么几种形式。

  1. 长期研究兴趣超越所关注的原始地理区域
  2. 结合了若干学者的才华和努力,研究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进程

前两本书是这两方面的例子。

也有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声称是全球史,但也提出了新的理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这些新发现能在更广阔的问题上提供新视角,有三本书是这一类型。

最后,还有些书考察某些涉及全球史核心问题的争论,本文也包括了一例。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早期近代历史问题与近代史的联系,关乎如何理解长时期经济、政治变革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过去总觉得是欧洲人搞出来的。

第一本书:《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害》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Geoffrey Parke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展现了一个原本产生于特定地区的历史学问题,能以怎样的方式为全球史做贡献。

17世纪危机是40年前Aston编的一本论文集里提的概念,霍布斯鲍姆挑起的讨论,说这是1600前后几十年里爆发的一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确定了欧洲恢复并且资本家继续建设资本主义的时间。Aston自己和几个人在文章里觉得欧洲危机经济的意味少点儿,更多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来戈德斯通的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的反叛和革命》也说了这个事儿。

Parker大家都知道是搞早期近代西北欧洲军事革命的。他把戈德斯通的想法当成一个全球主题,强调温度骤降引发的环境危机,造成农业灾害,经济困难,社会动荡,产生各种政治上的反应。Parker成功地把危机所及的区域按情况分了类:没遭殃的地方,如美洲殖民地,南亚,东南亚,日本;小冰期比较模糊的地方,比如北美大平原,撒哈拉以南,澳大利亚。勒华拉杜里1959年搞过一个气候变化的研究,

Parker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笔下的17C危机和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结合。有一章讲清朝的。第五部分讲那些逃过一劫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和我们加州学派的东西可以平行看待,他的结论认为大分流的背后是思想及其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的差异性,比如科学革命啊,工厂和机器啊之类的。这正是霍布斯鲍姆1950年代的论述的终点。可以看到,环境史,经验知识的发展,都对Parker的工作有贡献。其实早期近代和近代的联系问题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第二本书:《逃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Peer Vries.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用了大分流等加州学派的成果,作为欧洲例外论的衬托。这人缺少相关研究背景,第一本书是个史学评论,关于后现代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缺少章节结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济学家”,第二部分是“大分流的事实解释”。后面有很多大题目都只用寥寥几页就解决(列举了一堆页码=_=||||黑线)。他总结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给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以支持“西方创造现代经济增长”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的观点,全书一直都在用“The West”和“The Rest”两个概念。引文支离琐碎,读者难以辨别怎么构成论证,甚至此处是之、彼处非之,而且行文中还分不清史料和论点,老拿书评当资料。遇见不喜欢的研究就可着劲儿黑,王国斌当然成了靶子。但Vries又表述不清楚,引用和批驳都很混乱。王国斌觉得这研究只能读出来是为了批加州学派。

第三本书:《全球史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一个论文集。绪论里把劳动密集型道路和其他经济史近期研究结合了起来。后面的论文讨论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为什么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契合。

讨论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论文指出,俩区域的早期工厂最初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没遵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西非是土地密集型出口农业,和制造业长期没啥关系。拉丁美洲也缺劳动力,工业化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输入,跟US(资本密集)和东亚都不一样。

Alsace的一章,说贫农工匠发起的劳动密集工业化在20C初变成了小工厂生产,主要是精密仪器、汽车配件、电子设备之类。

Jan De Vries关于消费者角色的一章,认为东西方家庭在勤勉革命上有相似性,但欧洲的劳动者在作为消费者方面比东亚更积极。王国斌觉得这和彭慕兰是类似的。

第四本书:《海上中国:海洋世界怎样形塑近代中国》

China on the sea: how the maritime world shaped modern China
By Zheng Yangwen. Leiden: Brill, 2012.

就早期近代中国对欧洲商品的品味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东西,讨论了中国的消费者革命问题。认为中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复杂过程”:“清前期人口增长,获取外国商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导致商业依次专门化。清中期商人、商店、街市多致力于进口、零售、经销外国商品,表现了这一点。”(p.246)这些和欧洲的消费者革命都可以对比。

郑的关怀在于中国通过海疆展开的国际联系。头两章讲海疆联系的方式。第三章讲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王国斌觉得这些关于海上中间地带的讨论,关乎边疆问题,和新清史可以对照。

第五本书:《帝国的创建者:处在十字路口的俄国、中国、印度(15-19世纪)》

Bâtisseurs d’empires: Russie, Chine et Inde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XVe–XIXe siècle
By Alessandro Stanziani. Paris: Éditions Raison d’Agir, 2012.

考察15-19世纪之间俄、中、印帝国形成之中的共性和联系,认为这三个帝国各自代表了一个区域;也说了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用来论证“这仨帝国都构建了不同于欧洲的道路”的。批判了一些对欧洲经验依靠过重的研究。

依靠大量学界已有研究来考察早期近代的帝国。中俄都扩张到了中亚,印度统治者则来自中亚,作者还找到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长期联系(p.39)。

作者认为,对有效的骑兵的依赖,构成了军队组建中的共性,这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仨帝国的统治者都以扩张军事力量为重要的政治动力: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市场来动员扩张所需的资源。作者觉得这和欧洲不一样。

王国斌觉得作者的讨论对象有点不清楚。他看到了和中亚联系的仨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欧洲不一样,但这并不能指向政治、经济的转变过程。

第六本书:《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斗争:从早期近代帝国崛起到一战结束》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提供了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变迁的明确叙事,这些地区在过去的全球史当中没有被看作是“欧洲的”。考察了那几个帝国的文化实践、帝国制度、边疆交互、政治危机和帝国遗产,讨论几个帝国中早期近代政治挑战的共性,关注哪些适应性、协调性策略让这些帝国撑过19世纪。这和全球史关注民族国家及殖民地的思路可以对照。

早期近代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与之前几个世纪有一点很大的区别:俄罗斯的扩张遇到了其他列强的明显反应。欧亚中间地带和世界政治格局联系了起来。

作者认为,20C前期,欧亚中间地带的统治者还试图加强帝国统治,但后来放弃了对帝国统治的捍卫,转而推行新制度,对抗拒帝国统治的精英们传播西方政治、社会思想。

本书把一些欧洲和美国常见的国家建构的想法推广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性。中国和其他几个帝国就不一样,没有产生数个多民族国家。王国斌觉得中国转型为单一主权国家,要归因于早期近代的国家构建形态。某些特征在后来的西欧典型案例中重演,如整个官僚机制,一些社会、文化、经济政策等。这些早期近代的中国实践,形成了一个政治体,其幅员之辽阔,欧洲只有到了20世纪后期构建欧盟时才能相提并论。

结论

希望全球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二战后的经济变迁。

希望大家多关注“自上而下”(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普通人的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关系如何和国外经济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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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蔡伟杰博士提供第五本书的参考译名。

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继续阅读“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

孔飞力:共和制之下的地方行政

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1. 寻求新的控制方式,将地方精英带入国家队列
  2. 寻求新的控制-自治原则,改造封建制。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

我的一点看法

我的一点看法:钟焓老师的文章,有两点方法论上的错误,背离了本党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宗旨。

其一,唯物史观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割裂地、片面地考察历史,认为历史不应是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而钟焓老师的文章,恰恰是片面地只抓住了几位美国学者个别论文中的局部现象,并不对这些文章的产生背景作深入的调查,寻章摘句,将严肃的史学讨论,变为了整“黑材料”一样的揭短。对于这种事情,本党在历史上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学过党史,心里都应该有数。这些教训是非常痛心的,不应该忘记,更不应该再犯。历史研究应该着眼于大处,胸怀过去,着眼未来,这才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所谓“真实”、将若干碎片式的局部现象扩大为整体。

其二,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党的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党,要有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特别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更应注意团结,化解矛盾。而钟焓老师的文章,并未将矛头对准西方反华势力中最为丧心病狂的一小撮人,反而针对一部分试图打破“停滞论”等西方既有错误史观、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历史的,较为温和的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他们过去的错误。这不仅不利于团结国际友人,也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违背了文化宣传战线的基本要求。

总之,我认为钟焓老师的这两篇文章,是比较不合适的,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濮德培的一篇熬茶档论文

Perdue, Peter C. “Tea, Cloth, Gold, and Religion: Manchu Sources on Trade Missions From Mongolia to Tibet.” Late Imperial China 36, no. 2 (2015): 1–22. doi:10.1353/late.2015.0005.

探讨准噶尔三次赴藏熬茶过程中的贸易活动如何影响了这一事件的轨迹。熬茶揭示了中央欧亚政治中复杂的独立性,展现了清朝如何利用边境贸易来取得外交和经济上的利益,也是清帝国统治方式的一种体现。

朝贡贸易模式过度简化了清朝与外界的关系,实际情况很多元,熬茶便是一种。乾隆初年,准部有面向北京的朝贡贸易,也有面向西藏的熬茶活动。清廷准允熬茶,是清准关系缓和的象征,也是清人试探准部和平意愿的手段。另一方面,熬茶具有宗教的仪式性,参与者来自蒙古和西藏。

第一次熬茶,1741年

清廷对准部的熬茶请求颇费踌躇。鄂尔泰主张不可听其逗留,并要求边疆军官不可收受礼品。由于西宁互市价格过低,使团未能成功售出足够的商品,又无力运走,只能打道回府。准部有人要求地方官员介入,但地方官员表示无能为力。由于价格问题,准部熬茶使团从西宁返回准部,未继续前往拉萨。

清方为准部熬茶一事做了多方准备:

  1. 迁走沿途蒙古部落,以免准部与之联系
  2. 沿途供应牛羊及相关补给品
  3. 指示颇罗鼐随时注意藏中情况。颇罗鼐之得位,清人与焉,故颇罗鼐对清人很忠诚。

其间熬茶团要求访问塔尔寺等佛教寺庙,清方允许其作宗教访问,但不允许更多的私人会晤。准部进献的礼物中包括番布,不知道是波斯布匹还是中东织物。

熬茶团半途而废,引发了清准双方的猜疑。皇帝与鄂尔泰都猜测准方有何图谋。经过乌赫图和阿喇布坦解释,贸易问题才为清方所知。原来使团携带的货物必须在青海卖完,不然不仅路费堪忧,还会拖累牲畜,而且噶尔丹策零对交易额有要求,使团必须得卖够。

第二次熬茶:1743年

军机处官员反对,但皇帝最后施恩准允,并将上次熬茶失败归咎于使团违背噶尔丹策零的指示。清朝担心准部趁机与金川和廓尔喀联络,指定了远离两区域的路线。其余准备工作基本如前。

在熬茶使团前进时,清准之间发生了情报战。准部与拉达克互通消息,其中介是使者和穆斯林商人。颇罗鼐则为清朝打探、运作,放逐了拉达克派来为准部打探情报的喇嘛。

两名淹留准部的喇嘛利用这个机会逃回拉萨,为清方所获。其一名为罗卜藏丹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1. 准部近期出痘。
  2. 第一次熬茶时的使团重要成员Cimed向噶尔丹策零抱怨清方在贸易问题上多有阻挠,劝噶尔丹策零启衅入侵。但由于同行其他使团成员揭发Cimed说谎,西藏的喇嘛也不支持,噶尔丹策零没有起兵。

这次熬茶取得了成功。准部获得了宗教和贸易上的成功,清朝则完成了一次政治权力的宣示,并获得了大量情报。

第三次熬茶:1747-1748

这次熬茶贸易与一次朝贡同时举行。北京使团虽然没有因孝贤纯皇后去世而受影响,但也没能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而熬茶使团这一次携带了过多的商品,无法销售。西宁和拉萨当局赔本消化了一些。
更麻烦的是,藏区出痘,导致使团长期滞留,又让拉萨方面担心蒙古人把痘传染到拉萨。使团与藏人互相猜疑,最终使团未能觐见达赖。
熬茶已经成为西藏的重要负担。清朝和拉萨均不愿再兴熬茶。数年后清准战衅再开,局面无复当初。

结论

清朝官方对夷狄抱有敌视情绪,认为他们都是些贪婪狡猾的“他者”。但这种情绪来自于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并非文化上的轻视。在清朝看来,所有的夷狄都有用处。有些能带来商品,还有的能提供情报。

在所有朝贡贸易之外的交易形式里,熬茶是最不稳定、最短命的一种。它诞生于两个帝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双方都看重藏传佛教,都看出共同磋商、相互理解所带来的利益。这些绞缠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还有打断它们的战争,都表现出了中国在欧亚大陆中持久性的地位。

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斗争:从早期近代帝国兴起到一战

目前还没看到原书
Rieber, Alfred J.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Fall 2015): 951–59.

巴菲尔德的书评:
Barfield, Thomas J. “Alfred J. Riebe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no. 3 (June 1, 2015): 973–74. doi:10.1093/ahr/120.3.973.
整体是吹的

2015年专门为这本书开了个圆桌会议。其中中国史的部分找濮德培作了发言:
Perdue, Peter C. “Geopoli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2015): 925–33. doi:10.1353/kri.2015.0055.
批评得体无完肤,用语比较尖刻。

Rieber本人的讨论发言:
Rieber, Alfred J.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Fall 2015): 951–59.
其中对濮德培批评的回应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稍晚时候Becker在一个俄罗斯研究刊物上发了另一篇书评:
Becker, Seymou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review).” Ab Imperio 2015, no. 3 (2015): 292–99. doi:10.1353/imp.2015.0076.
整体是批的。

这本书主要研究早期现代的欧亚边疆地区的历史,算是内亚和帝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吧。作者认为早期近代介入了中央欧亚的五大帝国中,有三个(奥斯曼土耳其、伊朗萨菲王朝、清王朝)都利用动员游牧群体作为军事力量,奠定了当时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只有俄罗斯是欧亚边疆诸帝国中唯一有能力复制蒙古人功业的帝国。为此,作者基本都在描述俄国的扩张,哈布斯堡和土耳其次之,中国和伊朗在最后。虽然名义上是关注欧亚草原在早期近代世界史的地位,但正如Becker吐槽的那样,对俄罗斯在中央欧亚的存在过于瞩目,几乎变成了俄罗斯征服中亚史。

濮德培的批评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学者都在做方法上的突破:跨国史在搞跨国跨语言文献,关注比决策者精英更低的层级;全球史在关心商品、人、文化在广泛联通的世界中的流动;环境史和经济史则对跨越地理和政治界限的历史进程的冲击有了认识。而这本书在方法上毫无突破。

Rieber依赖的二手文献几乎都是针对本国传统史学框架下的叙事。划分区域的方式也很老套,没有采用跨越界限的思路,没有考察基层社会、经济,没有考虑未形成民族国家的成分在历史中的意义,也忽略了帝国之间的交互,完全失掉了研究边疆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变成了几个政治体平行叙事的大杂烩。)

本书采用了若干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见p.31 p.151)但濮德培认为,清帝国与朝鲜、越南、东南亚以及其他海上的边疆,其历史进程与中亚、北亚都颇多可类比,为什么这些区域没有被Rieber放入欧亚(Eurasia)呢?

Becker指出的问题
通行的欧亚定义(在Becker文章书评中提到):“欧亚”最早由一个叫Harold MacKinder的英国人于1900年代提出。MacKinder认为欧亚是一个从冰岛到日本的广泛地理概念,其边疆则是非洲、阿拉伯和印度。19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俄国流放学者)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将欧亚限定在MacKinder所说地域的中心地带(heartland)。这些人强调这个中心地带在历史文化(historio-cultrural)上和欧洲及亚洲都不同。1991年以后,各独联体国家纷纷开始强调这一概念。2010年,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更名为“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正式接纳这一概念。
而Rieber使用的概念:“欧亚”的西部边疆同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沙俄的西部边疆,一个则是东部中欧和东南欧(p.360)。
(Becker的批评:这个定义不够充分,是从草原、游牧族反推回地理的。)

p.21 14-15 世纪草原帝国崩溃后,欧亚出现了五个新的政治中心。其中三个(土耳其、safavid、清)来自游牧民族。这些新的政治体迅速采纳了官僚制度作为帝国的统治秩序,像哈布斯堡等农耕帝国一样,尽力扩大疆埸,将新控制的地区融入帝国的边疆。
(Becker的质疑:历史上所有的政权都曾尽力扩张,并不仅有这几个帝国如此。)

p.59, 293 几个帝国的边疆,往往并不处于帝国中心的全面行政控制和文化整合之下。但应该说,几个帝国权力中心之间的空间,逐渐从“游牧与定居社会遭遇的地区”变为“若干个由世袭君主和分层的文武精英所统治的、以农业社会和城市中心为基础的政权(state)组织体系之间,彼此遭遇的地区”。
(Becker批评:俄国西部和哈布斯堡东部边疆就不是,这里从来没有游牧族。)

p.293-294, 424 作者搞出了一个七大frontier的体系:芬兰南部到挪威之间波罗的海沿海地区;“triplex confinium”(威尼斯人、哈布斯堡和土耳其相接之处,在巴尔干地区西部,接近亚德里亚海),多瑙河流域;黑海草原;高加索地峡;中亚草原;中国北方的内陆亚洲。进而认为这些区域的危机造成了各帝国的毁灭。
(Becker的批评:只有巴尔干地区发生了危机,而且这个地区早就从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带变成了小型的地方统一政权【即塞尔维亚】了。巴菲尔德也批评了这一点:清朝灭亡在于腹心爆发革命,而不在于新疆问题,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也是因为首都出事,只有哈布斯堡是被巴尔干危机搞垮的。)

“新清史”琐谈 || 或曰,普及文章没说到的东西

一直也很少就“新清史”问题系统地写点什么。只是看到了一位友邻今天讲自己的读书体会,才意识到其实这里面有不少事情,在关注“新清史”的人看来可能是常识,但对于没有长期关注的人来讲却比较隐晦。这两年一直在敝机构某讨论课上讲一个报告,普及一点“新清史”知识,就把这个报告中的一些常见小问题写几句吧。

这里说到的“新清史”讨论,经常所指的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而更像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史类话题中出现的“一个名词”。更具体地讲,中国大陆范围内,在很多场合被提到的“新清史”,并非欧立德、克劳斯蕾、濮德培等诸位试图论证、卫周安以书评总结的那个“新清史”,而是一个传播与谈论的符号。它可以在不同人的口中表达完全相反的意思。这便是我在这个报告中一直强调的,“新清史”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传播问题。很少有人试图去理解这个学术领域,它被提及,一般只是一些学者或者“想要表现得像个学者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随手拉来的一个“东西”而已。

1. 知识获取方式对“新清史”讨论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作为学术领域的“新清史”,其主要研究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大陆能较容易获取的,真是寥寥无几。据我所知,专题论文集仅有《清朝的国家认同》一本,专著则仅有《清代宫廷社会史》《满与汉》两本。论文则主要是定宜庄与欧立德合著的一篇。此外,《嘉峪关外》在网上能找到一个电子版的翻译,《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则有台版的扫描PDF。我们能获得的、以中文体现的“新清史”研究,基本可说是仅此而已。以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第一本书仍然是了解“新清史”的最好途径,因为它所附论文大都比较单刀直入,读者无论产生什么印象吧,都至少能知道他们在说啥。
然而事实是,绝大多数人连这么点材料也不看,完全靠道听途说就开始捧/批。基本上如果一个学者把“新清史”简单地同“中国是清朝的一部分”画等号(而不提政治、文化诸问题的复杂性),并由此出发加以“分裂主义”的批判,那么此人很可能就属不读文献的。还有一类学者,不管卫周安书评中广为接受的说法,把“新清史”说成是1980年代以来的整个海外明清史研究,基本是自说自话。
由于知识获取途径并不遵循学术阅读应有的渠道,故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归纳中国对“新清史”的回应,就很难有意义——很可能讨论者自己根本没读过“新清史”,完全是靠酒桌上几句笑谈就贸然发声,而你又怎么知道这几句笑谈反映的是谁的思想?

2. 传播途径对“新清史”讨论的影响
近年(特指2010年以后)对“新清史”的宣讲,呈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正规刊物上很少看到对“新清史”较为系统的讲解,反而是新媒体、自媒体、书评人一直在提个不停。其中固然有不少优质的内容,但泥沙俱下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正规的学术讨论渠道不大见这个话题?又为什么非正规渠道反而很热闹?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新清史”是一个传播问题。它包含了太多让人兴奋的元素:美国学者、对中共历史叙事的微妙疏离感、涉及民族关系、……随便哪一条,都足够抓眼球,构成一个宣传上的“特质”。书评人扯上它可以提高逼格,出版商扯上它可以提高名气,新媒体则更可以装点自己“学贯中西”“独立思考不畏威权”“富有中国情怀”的形象。这跟公知天天提《通往奴役之路》其实是一回事。
更极端的传播途径是某一类网友圈子的口耳相传。据我所知,一部分“皇汉”和一部分“鞑吹”可以同时吹捧“新清史”的正确性。前者的论述是“美国学者已经证明满清为异族,异族就去死吧”,后者的论述是“美国学者已经证明满清不是中国,我们快独立吧”。完全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局面。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传播中的“新清史”当成学术研究,会造成多么可怕的误解。

3. 对话对象的选取
“新清史”的对话对象和中国史学界关系一直不大,所要修正的是美国社科界多年前对18-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停滞、腐朽、落后、铁板一块、全是面目一样的矮个猥琐男子”的错误印象。这个印象直接来自于殖民主义。而“新清史”(如果它真有什么整体回应的话)试图表达的就是18世纪中国军事成功、政治文化多元、经济政策灵活的全新历史印象。
然而这个对话对象在中国的清史学界几乎完全不存在=。=而且大家好像也没有试图了解这个东东的意思。(故而梅尔清老师见到我没多久就拿汉语问:我觉得欧立德他们是在给中国说好话啊,为什么大家这么不高兴?)

4. 关于美国学界眼中的中国学者
美国学者的汉语阅读能力整体来讲是堪忧的。即便能粗读,也不代表熟练。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实际上很多中文学术成果,他们是不知道的。长年累积下来,在美国关注18-20世纪的历史学家眼中,似乎中国近代史学史除了“民族主义的梁启超、蒋廷黻、钱穆”就是“共产主义的胡乔木、胡绳”。遗憾的是,深湛晦涩、读起来费劲的研究,经常同时也是学术史的里程碑,例如陈寅恪。其实陈寅恪的学说对于解释“汉化”、理解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是很有帮助的,至少可以让研究者不必为“中国为什么会越研究越淡化”而感觉惊讶——这是南北朝隋唐史的常见状况嘛!然而从欧立德2012年发表的那篇会议发言来看,他好像并不清楚陈寅恪会对“新清史”相关讨论有着怎样的意义。当然,大家都知道,陈寅恪的东西是很难读的,连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生都很多人没读过,何况外国人呢。

我本人其实希望讨论者能够本着理性、建设性的原则,先读后论,有的放矢,着眼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地关注“新清史”问题,不要把“新清史”当成出气筒或者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一个学术领域,而且是一个有点幼稚的学术领域,读一读就拉倒了。当然,这只是太阳系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上一堆微不足道的硅片里跳动的一组微不足道的数据所反映的微不足道的思想而已,大家开心就好。

J. Zhang: 水、坝、庙:江汉平原关于水的神明崇拜和堤坝管理,1788-2013

Jiayan Zhang, “Water, Dike, and Temple: Water Deity Worship and Dike Management in the Jianghan Plain, 1788–2013,”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November 26, 2015, shv086, doi:10.1093/jsh/shv086.

整体来讲这是个社会学研究,除了统计庙宇分布以外基本没用多少一手文献。作者显然是在借着修庙与治水的关系,来考察国家介入社会的方式的变化过程:治水(隐喻社会治理)从仰仗神秘到信赖科学再到“人定胜天”。但作者明显历史学功底很差,在探讨皇帝对修庙的态度时,先列举乾隆嘉庆道光,这问题还不大;但到后面说同治、光绪对建水神庙的态度,这就有点太滑稽了。估计就是听说上谕是皇帝的意志,就把同治和光绪朝上谕一股脑当成俩皇帝的意思了。

文献综述部分。关于治水(堤坝修造)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角色的研究:
冀朝鼎;
魏特夫;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aul Weller,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认为关于水的庙宇是渗入社会的国家。

从宋代到清代,有很多种关于水的神明崇拜(water deity worship)。包括龙王、关公等。

引用鲁西奇的研究:晚清江汉平原,一个神/庙只管一个垸。
鲁西奇的研究估计是《明清时期的围垸:从水利工程到水利共同体》
Lu Xiqi. “Mingqing shiqi Jianghan pingyuan de weiyuan: cong ‘shuili gongcheng’ dao ‘shuili gongtongti’” (Yuan of the Jianghan plain in the Ming-Qing era: From ‘water control projects’ to ‘water control community,’” in Zhang Jianmin and Lu Xiqi, eds. Lishi shiqi Changjiang zhongxiayou diqu renlei huodong yu huanjing bianqian zhuanti yanjiu (Monographic studies on huma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of the Yangzi River valley) (Wuhan, 2011): 348–439.
此外本段还引用了:
Gao Y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ter Regime: State, Society and Ecology of the Jianghan Plai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of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roQuest, 3520084) (2012): 69–97.

统计了江汉平原在宋到清之间修建的与水有关的神明庙宇。共有27种神,其中13种是人格神,14种是自然神。关公最多,次为Shuifu庙(Water God Temple,没查出来汉字是啥),龙王庙/龙神祠列为3-4。一些福建移民聚落则会建立妈祖庙。

有些龙神祠是地方官修的,不止是一种崇拜的象征,也代表着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作用。官府认为水神在治水中很重要。舒成龙在担任荆门州知州时曾写文章强调此事。

地方社会不仅依靠水神,还依靠佛教偶像如观音菩萨。

建庙也不全是为了保佑堤坝不倒。例如剿捻时对水神祈祷水涨阻敌。

皇帝以建立与水有关的庙来宣示爱民之心。以铁牛治水的传统,因龙王畏惧铁牛。乾隆53年大水,上谕毕沅使用铁牛。皇帝相信铁牛的神秘主义功能,在乾隆帝眼中,铁牛不灵不是因为这种崇拜错了,而是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嘉道二帝亦信神明治水。

后面跟清代没啥关系,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