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继续阅读“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涉及的文献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Hegel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罗友枝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继续阅读“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继续阅读““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

王国斌:现代世界的早期近代基础

Wong, R. Bin. “The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Recent Works on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1, no. 01 (March 2016): 135–46. doi:10.1017/S1740022815000388.

本文是若干书评的集合。

全球史研究时代的来临,是学者所受史学训练在一系列努力下发生转变的结果。进入视野的档案来源愈多,对我们的语言技巧要求越高,成为长期的挑战。故而全球史的突破有这么几种形式。

  1. 长期研究兴趣超越所关注的原始地理区域
  2. 结合了若干学者的才华和努力,研究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进程

前两本书是这两方面的例子。

也有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声称是全球史,但也提出了新的理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这些新发现能在更广阔的问题上提供新视角,有三本书是这一类型。

最后,还有些书考察某些涉及全球史核心问题的争论,本文也包括了一例。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早期近代历史问题与近代史的联系,关乎如何理解长时期经济、政治变革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过去总觉得是欧洲人搞出来的。

第一本书:《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和灾害》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Geoffrey Parke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展现了一个原本产生于特定地区的历史学问题,能以怎样的方式为全球史做贡献。

17世纪危机是40年前Aston编的一本论文集里提的概念,霍布斯鲍姆挑起的讨论,说这是1600前后几十年里爆发的一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确定了欧洲恢复并且资本家继续建设资本主义的时间。Aston自己和几个人在文章里觉得欧洲危机经济的意味少点儿,更多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来戈德斯通的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的反叛和革命》也说了这个事儿。

Parker大家都知道是搞早期近代西北欧洲军事革命的。他把戈德斯通的想法当成一个全球主题,强调温度骤降引发的环境危机,造成农业灾害,经济困难,社会动荡,产生各种政治上的反应。Parker成功地把危机所及的区域按情况分了类:没遭殃的地方,如美洲殖民地,南亚,东南亚,日本;小冰期比较模糊的地方,比如北美大平原,撒哈拉以南,澳大利亚。勒华拉杜里1959年搞过一个气候变化的研究,

Parker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笔下的17C危机和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结合。有一章讲清朝的。第五部分讲那些逃过一劫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和我们加州学派的东西可以平行看待,他的结论认为大分流的背后是思想及其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的差异性,比如科学革命啊,工厂和机器啊之类的。这正是霍布斯鲍姆1950年代的论述的终点。可以看到,环境史,经验知识的发展,都对Parker的工作有贡献。其实早期近代和近代的联系问题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第二本书:《逃脱贫困: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

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Peer Vries.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用了大分流等加州学派的成果,作为欧洲例外论的衬托。这人缺少相关研究背景,第一本书是个史学评论,关于后现代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缺少章节结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济学家”,第二部分是“大分流的事实解释”。后面有很多大题目都只用寥寥几页就解决(列举了一堆页码=_=||||黑线)。他总结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给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以支持“西方创造现代经济增长”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的观点,全书一直都在用“The West”和“The Rest”两个概念。引文支离琐碎,读者难以辨别怎么构成论证,甚至此处是之、彼处非之,而且行文中还分不清史料和论点,老拿书评当资料。遇见不喜欢的研究就可着劲儿黑,王国斌当然成了靶子。但Vries又表述不清楚,引用和批驳都很混乱。王国斌觉得这研究只能读出来是为了批加州学派。

第三本书:《全球史中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一个论文集。绪论里把劳动密集型道路和其他经济史近期研究结合了起来。后面的论文讨论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为什么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契合。

讨论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论文指出,俩区域的早期工厂最初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没遵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西非是土地密集型出口农业,和制造业长期没啥关系。拉丁美洲也缺劳动力,工业化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输入,跟US(资本密集)和东亚都不一样。

Alsace的一章,说贫农工匠发起的劳动密集工业化在20C初变成了小工厂生产,主要是精密仪器、汽车配件、电子设备之类。

Jan De Vries关于消费者角色的一章,认为东西方家庭在勤勉革命上有相似性,但欧洲的劳动者在作为消费者方面比东亚更积极。王国斌觉得这和彭慕兰是类似的。

第四本书:《海上中国:海洋世界怎样形塑近代中国》

China on the sea: how the maritime world shaped modern China
By Zheng Yangwen. Leiden: Brill, 2012.

就早期近代中国对欧洲商品的品味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东西,讨论了中国的消费者革命问题。认为中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复杂过程”:“清前期人口增长,获取外国商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导致商业依次专门化。清中期商人、商店、街市多致力于进口、零售、经销外国商品,表现了这一点。”(p.246)这些和欧洲的消费者革命都可以对比。

郑的关怀在于中国通过海疆展开的国际联系。头两章讲海疆联系的方式。第三章讲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王国斌觉得这些关于海上中间地带的讨论,关乎边疆问题,和新清史可以对照。

第五本书:《帝国的创建者:处在十字路口的俄国、中国、印度(15-19世纪)》

Bâtisseurs d’empires: Russie, Chine et Inde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XVe–XIXe siècle
By Alessandro Stanziani. Paris: Éditions Raison d’Agir, 2012.

考察15-19世纪之间俄、中、印帝国形成之中的共性和联系,认为这三个帝国各自代表了一个区域;也说了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用来论证“这仨帝国都构建了不同于欧洲的道路”的。批判了一些对欧洲经验依靠过重的研究。

依靠大量学界已有研究来考察早期近代的帝国。中俄都扩张到了中亚,印度统治者则来自中亚,作者还找到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长期联系(p.39)。

作者认为,对有效的骑兵的依赖,构成了军队组建中的共性,这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仨帝国的统治者都以扩张军事力量为重要的政治动力: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市场来动员扩张所需的资源。作者觉得这和欧洲不一样。

王国斌觉得作者的讨论对象有点不清楚。他看到了和中亚联系的仨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欧洲不一样,但这并不能指向政治、经济的转变过程。

第六本书:《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斗争:从早期近代帝国崛起到一战结束》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提供了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变迁的明确叙事,这些地区在过去的全球史当中没有被看作是“欧洲的”。考察了那几个帝国的文化实践、帝国制度、边疆交互、政治危机和帝国遗产,讨论几个帝国中早期近代政治挑战的共性,关注哪些适应性、协调性策略让这些帝国撑过19世纪。这和全球史关注民族国家及殖民地的思路可以对照。

早期近代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与之前几个世纪有一点很大的区别:俄罗斯的扩张遇到了其他列强的明显反应。欧亚中间地带和世界政治格局联系了起来。

作者认为,20C前期,欧亚中间地带的统治者还试图加强帝国统治,但后来放弃了对帝国统治的捍卫,转而推行新制度,对抗拒帝国统治的精英们传播西方政治、社会思想。

本书把一些欧洲和美国常见的国家建构的想法推广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性。中国和其他几个帝国就不一样,没有产生数个多民族国家。王国斌觉得中国转型为单一主权国家,要归因于早期近代的国家构建形态。某些特征在后来的西欧典型案例中重演,如整个官僚机制,一些社会、文化、经济政策等。这些早期近代的中国实践,形成了一个政治体,其幅员之辽阔,欧洲只有到了20世纪后期构建欧盟时才能相提并论。

结论

希望全球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二战后的经济变迁。

希望大家多关注“自上而下”(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普通人的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关系如何和国外经济产生联系。

————

感谢蔡伟杰博士提供第五本书的参考译名。

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继续阅读“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

孔飞力:共和制之下的地方行政

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1. 寻求新的控制方式,将地方精英带入国家队列
  2. 寻求新的控制-自治原则,改造封建制。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