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第一节   历史与观念

会议的第一节,主要讨论的是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运用,如“帝国”、“国家”等。本节包括两篇论文,分别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学者傅士堡(Francois Furstenberg)与孔浩烽(Ho-Fung Hung)。

傅士堡关注的是早期现代美国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帝国”。他在发言中对美国历史研究中“帝国”概念的使用进行了归纳,展现出美国史学界对“帝国”理解的转变。傅士堡认为,近三十年来,美国史学家对“帝国”的看法,经历了从高层到基层、从决策者到代理人、从中心城市到外围社会,从欧洲殖民者单一视野到土著人与移民共同出场的转变。帝国中非正式网络,如贸易、家族、宗教等,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关注,被认为是维系帝国运转的重要因素。学者们所描绘的北美洲“帝国”图景,越来越偏移“欧洲殖民主义”的固有印象,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美洲土著角色。同时,先前被奉为圭臬的经典帝国模型也面临着重新考量,本来居于帝国研究核心的“中央”的意义逐渐瓦解,而“外围”的、美洲本土的故事则逐渐凸显出相当的丰富性、重要性和复杂性;日常生活、个体经验取代了作为标签出现的、与人们的生活并不相干的政治身份,成为了“帝国”的新主角。

傅士堡承认,单独就北美洲历史来讨论“帝国”概念,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美国史学的新概念“大西洋世界”正在取代“帝国”,以涵盖更为广域和多样的内容。然而在傅士堡看来,这种替代同“非正式网络”的滥用一样,包含着以今律古的隐忧。而对帝国概念的回归、重提政治史的宏大叙事,重新审视“中心”在帝国中的地位及其与近代国家形成的关系,则应更多引起人们的重视。

而孔浩烽的发言,则更多地关注早期现代中国政权组织背后的家族制问题,通过比较国家制度和观念中家长制的形态,考察早期现代中国与欧洲政治结构的同异。孔浩烽回顾了中国与欧洲古代政权中家长制,指出:政权组织与家族制度一体,是早期现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共通点。17世纪中国发达的商业,削弱了国家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与此对应的,便是明代后期个体观念的逐渐释放、“朋”的观念兴起,并以类似政治团体的结社形式呈现于社会组织中,形成了一种初步的“公共领域”,在家长制观念之外独树一帜。这无疑是对传统帝国政权组织形式的一种突破。

然而满人的入侵,切断了这一过程。伴随着18世纪清王朝军事上的扩张,国家权力也越发集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家长制观念在政权组织中不断得到强化。例如,清朝援引程朱理学,通过修订法律条文及宣讲《圣谕广训》等书,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孝”的隐喻之中;君主通过家长制观念赋予自己以道德和正统性的权威,一再反对同辈“朋党”之间的亲密关系,强调作为个体的臣下应如儿孙对家长一样,各自对君主效忠。这种家长制观念,贯穿在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方式中,令早期现代中国的财富与资本始终缺乏一种安全感,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哺育工业化的历史路径存在差异。

第二节   军务与财政

第二部分也包括两篇论文,分别是派尔·拉尔森(Pier Larson)对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近代军队的研究,以及罗威廉(William Rowe)对嘉庆时期包世臣所提出的盐政改革建议的研究。两位学者的研究,分别展现了早期现代帝国在面临来自海洋的强邻以前,如何处理自己的军事和财政问题。

拉尔森采用塔那那利佛所藏的档案,通过考察马达加斯加1820-1861年之间梅里纳王朝近代军队制度的运转,讨论早期现代世界军事制度的转变过程。作者认为,梅里纳王朝统治下的马达加斯加,政治权力在地域和族群之间分布并不均衡,地理、人口及语言均具有帝国的特征,是早期现代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支近代军队有2-4万名士兵,是当时东南非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士兵从自由人中招募,军官则多半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甚至直接出任帝国的地方长官,故而军队的结构是帝国区分社会等级、种族的重要手段。这支军队的训练和军火配置均带有近代特征,人们用档案中的统计数字来实现对它的管理。但它的补给和行动方式仍是传统的,例如经常为劫掠奴隶和牲畜而出动。当军队规模逐渐膨胀、军事事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愈显重要,军官地位上升时,这支军队也就从帝国对外的代理人变为了掌控性的力量,甚至能够左右帝国的命运。

罗威廉则立足于清中期思想家包世臣的文稿,研究嘉庆、道光时期清朝政府及士绅如何考虑应对王朝所面临的危机。18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政治体都面临着类似的结构性挑战:危险的军事关系,人口膨胀,经济日益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欧诞生了所谓的“财政军事国家”,以高赋税组织强大的陆海军对抗军事威胁,发动殖民战争。而中央欧亚则出现了具有早期现代性、基于陆地的多民族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帝国与清王朝。两种新的政治形态,都面对着如何处理财政问题;特别是在法国和清王朝,问题的核心在于赋税征收从人头税到商品税的转变。

罗威廉选择了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盐业专卖,来讨论清朝如何调整财政制度。19世纪前期,清朝的食盐专卖制度出现诸多弊病,私贩猖獗,官盐销量锐减,亟待整顿。此时的经世学派著名人物包世臣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包世臣注意到官私盐价的巨大差异,详细分析了私盐如何利用盐业专卖及制度的种种漏洞,并提到了私盐商人的生存状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包主张将食盐运输过程中的征税权统一,放开官府对盐业专卖与运输的垄断,让中小商人也能合法参与贩盐。这一方案深深地影响了陶澍推行的两淮盐政改革,盐法始苏。

罗威廉在论文的结尾指出,包世臣始终是站在全局的角度筹划盐政,所关心的是“国计”与“兼利官民”的结合,国家利益才是包世臣的核心考虑。虽然包世臣的方案看起来是商人的胜利,但这仅是一种对私人商贩在资源分配效率上的信赖与使用,并非自由市场与私有化的过程。国家始终是财政改革中的主角。

第三节   贸易与交往

在会议的第三部分,与会者探讨了早期现代全球经济的彼此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网络对东亚海洋的影响。这一部分包括三篇论文,一篇是迈克尔·夸斯(Michael Kwass)《全球化的幕后:早期现代欧洲的亚洲走私贸易》,主要立足于欧洲,另两篇则较多关注中国,分别是布兰迪斯大学的杭行(Xing Hang)对17世纪广东雷州海盗的研究,及耶鲁大学的濮德培(Peter Perdue)对19世纪广东籍人士在跨国网络中所起作用的研究。

夸斯回顾了美国史学界对全球贸易网络的时间起点的讨论,认为早在17-18世纪,欧洲与亚洲及大西洋贸易就已表现出相当成熟的商业网络特征,茶叶和棉花改变了贸易格局,超越了小规模宫廷奢侈品交易的范畴。这是欧洲视角下全球化的起点。

然而,夸斯也指出,同时间还有另一条全球商品传输的网络,即从亚洲反向的“商品本地化适应”;亚洲向欧洲输出的商品,为欧洲消费者所“驯服”,款式与流通都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第一是文化上的混杂,如欧洲商人根据自己的图样,雇佣印度工匠制造符合欧洲消费者喜好的装饰品。第二是贸易壁垒激发欧洲本地工场对亚洲货物的仿制,如荷兰、英国模仿青花瓷而制作出了独特的陶器。第三则是流通方式的“适应”,即出现了与欧洲黑市相对应的走私贸易渠道,例如17世纪后期,英国对进口自中国的茶叶课以重税,很多英国走私商人便前往海峡群岛、曼岛和法国布列塔尼等地,从法国和荷兰商人手中走私茶叶。这些复杂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对欧洲物质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欧洲的贸易格局。

杭行利用中国及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文献资料,力图通过17世纪广东海盗的活动,探究17-18世纪东南海疆对外的历史。杭行认为,由于“十七世纪危机”的影响,特别是手工业衰退、政治动荡,加上西班牙在全球贸易中的衰落,令17世纪的东亚海上贸易处于低潮;海盗贸易本来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中间人,受此影响尤烈。17世纪中期,广东陷于清军与南明武装的战争,一些地方领袖伺机而起,啸聚钦州、雷州附近,以龙门为基地,对抗清军,这便是17世纪广东海盗问题的由来。清朝禁海后,海盗杨彦迪、黄进等陆续退向南澳等海岛,联合澳门的葡萄牙人共同抵御清军。同一时期,台湾郑氏政权与日本贸易规模下滑,郑氏遂通过葡萄牙人与杨彦迪等联系,得其归附,试图进入南海寻求机会。雷州海盗受郑氏派遣,陆续远赴柬埔寨,介入了当地人与广南国、暹罗之间的军事对抗中,削弱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令当时的西贡地区成为海盗的一个重要据点。三藩之乱爆发后,雷州海盗群相返粤,一度重夺龙门,但最终被清军击败,退回西贡,此后仍长期维持军事力量。在文章结尾,杭行指出,广东海盗的活动,便是早期现代中国对外贸易重心从福建转向广东的过程。究其原因,禁海令及清朝与郑氏的战争对福建贸易地位的削弱,实为转变的嚆矢;而东南亚广东人移民群体的认同感,则为广东海盗介入和利用多国贸易网络发展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濮德培的论文,则更多关注19世纪粤籍人士在海疆及外交事务中的多重身份。濮德培选择了小刀会起义中的领袖刘丽川,以及被小刀会所掳的苏松太道吴健彰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吴健彰的一生中,他的边疆人士身份不断发生转变,有时因能和外国人接洽而被看成是才能之士,有时又因同样的理由而被视为汉奸,有时因组织人力与财力对抗太平军而被视为忠义之臣,又有时被看成是简单的贪婪商人。而刘丽川,则因出身两广,被清廷赋予了与洪秀全类似的身份。同时,他们两人还具有广东同乡的纽带,这令刘丽川对被小刀会关押的吴健彰始终有所宽容。濮德培追溯了明代后期沿海边疆历史人物的多重身份,指出这些边疆人士穿梭于多个身份之间,参与历史场景,逐求利益,这和19世纪的沿海人士是相似的。进而,作者总结了这种多重身份的历史意义,认为沿海边疆的这些历史人物尽管饱受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商业活动的围攻,然而他们充满冒险性的活动连接起了外国人、中国的官方以及地方社会,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濮德培还谈到了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及其与全球史的关系。他所说的“跨国史”,是指在亚洲史研究中关注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的历史现象,如事件、场所、人物、商品等因素的流动,以把握地方具体历史进展中的全球化线索。他认为,全球史将全球资本主义视为单一趋势和压倒性的力量,这是重演“决定论”的错误,应将全球的历史纳入本地化的过程进行考量,例如关注世界视野中的地方人物传记,而这正是跨国史的关注点。

第四节   宫廷与文化

会议的第四节主要讨论早期现代中国的宫廷及其文化问题。这一小节也包括三篇论文:乔治梅森大学的张勉治(Michael Chang)对和珅崛起过程的讨论,波士顿大学的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对欧洲来华传教士效忠对象的研究,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马世嘉(Matthew Mosca)就欧洲传教士和蒙古文人在北京各自习得的蒙古史知识及其传播,对早期现代世界历史知识图景的探索。

张勉治在会议发言中认为,和珅的崛起过程,是在一个庞大的世袭制网络之内,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的结果。他的地位初步提升,来自八旗贵族家族网络中一连串家族联姻和继承关系。继而,办理军事和财政事务,令和珅建立了一个利益网络,这促使了他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张勉治提出,和珅对内务府具体事务的影响,如粤海关与朝廷的关系等,应该纳入到八旗贵族家族网络的政治关系中看待。而乾隆中后期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采取的若干重大举措,也都应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

梅欧金主要以汉文文献和葡萄牙、罗马所藏档案为基础,通过梳理乾隆时期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Hallerstein)在协助葡萄牙来华使节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de Assis Pacheco e Sampaio)入京觐见一事中的表现,考察传教士在华期间的效忠对象。梅欧金认为,传教士名义上是上帝的使者,但同时也效忠于欧洲各帝国;而且,若没有清廷及其官员的支持,宗教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故而忠诚具有多面性。特别是雍正以后,宫廷对传教士的庇护大为减弱,传教士必须凭借自己的技艺为皇帝效命,以换取继续获得的空间。刘松龄等人归内务府管辖,介于内廷和外朝之间,虽非位高权重之人,但他们周旋于北京官场,在制度的罅隙中伺机而动,充当皇帝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与清朝政治框架有着复杂的联系。

葡萄牙使节来华一事,展现了这种多元的效忠关系。1753年,葡萄牙使者巴哲格来华朝见,不料刚到澳门,便因礼仪问题与两广总督阿里衮产生争执,阿里衮拒绝代葡萄牙使节奏报消息,并在对礼部的公文中对使节团颇多非毁。无奈之下,巴哲格等致书刘松龄,想绕过阿里衮直接对乾隆帝发声。刘松龄通过私人社交关系说动傅恒、舒赫德,抢在正式文书之前,直接将葡萄牙使节的消息传给了热河的乾隆帝,从而促成了巴哲格一行的成功来京。在这起事件中,传教士展现出了一种多元的身份,分别对应于清朝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体系,进而体现了一种多面目的效忠关系。而社会关系网在连接身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马世嘉的论文,则关注18世纪帝国之间的知识沟通怎样拓展了世界的认知范围。作者选取了蒙古史的书写作为讨论对象。由于蒙古帝国领土广袤,世界各区域限于知识的视野,都难以从整体上涵盖其跨欧亚大陆的历史。17世纪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传到欧洲的蒙古史书籍,已经形成了一轮历史知识的传播;而18世纪清朝,其首都北京汇集了多种持不同语言的人群,并且拥有包括汉文、满文、蒙文在内的多语言史书,为蒙古史资料的沟通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场所和资源。

作者描述了两条历史知识传播的线路。其一是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两人均供职于北京的内务府“西洋学馆”,教习拉丁文;逗留北京期间,他们读到了满文译本的《通鉴纲目》、《元史》,并对其中所包含的蒙古史知识产生兴趣,陆续写成拉丁语、寄回法国,并在18世纪中期出版,大大提高了欧洲人的历史知识水平。其二为蒙古文人滚布扎卜与达玛。两人供职于内务府的西蕃学,教习藏文。虽然《元史》等书籍早已有蒙古文译本,但由于传播有限、叙事文风难于接受,直到18世纪中期,以蒙古语写作的蒙古文人仍然习惯采用蒙古和藏文的资料。滚布扎卜等人读到了这些书刊的满文或蒙古文译本,并将其写为容易阅读和接受的版本,传入了蒙古腹地。在这一世界规模的历史知识传播事件中,北京为知识的交互提供了场所和条件,而书籍繙清则令知识可以进入被交流的状态。

第五节   消息与流通

会议第五节讨论了早期现代中国与欧洲境内的消息流通网络。本节包括三篇论文:威尔·布朗(Will Brown)《信息帝国:路易十四时代巴黎的域外新闻的接收、记录和报告》,墨安屴(Emily Mokros)对清前期北京政治信息的地下传播网络的研究,以及张婷从“捉奸杀双”相关法律规定为清朝人所利用的情况,对清代法律知识传播过程的透析。

布朗的研究,主要从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消息灵通人士埃斯佩·维拉蒙如何获取和散布小道消息入手,探析这个以他为中心的情报网。维拉蒙早年曾在圭亚那等殖民地任职,1648年返回巴黎,此后便以著述和情报工作为生。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位博物学家,经常以动植物学知识为由,与法国殖民地的商人和官员进行接触。他的消息网非常广泛,核心节点包括定期来访的海军和殖民地官员,前驻土耳其大使的遗孀,瓜德罗普岛的植物学家及魁北克的传教士等。他与这些人的通信和交谈,经常以科学等无关政治内容开头,间或夹杂一些有目的的情报往来。此外,域外新闻阅读的习惯,殖民地官员对国内新闻的渴求,哺育了报刊出版行业,也都是该情报网能成立的原因。对于那些身处情报网中间的人而言,科学事务、日常生活与政治大事往往是合一的,情报往还可能就能为他日的政治运作提供条件。换言之,这种非正式消息网,对法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墨安屴的论文旨在讨论清代北京的消息流通网络。清代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吸引了大批对政治情报感兴趣的访客,他们借助各种信息渠道,打听朝廷大事。作者将其称为“消息市场”,由在政府工作的小官“供事”、传信的人等组成,主要传递政治信息及读者、听者会感兴趣并愿意出钱购买的任何内容。文中举了两种信息流通的例子:邸报及进京士子互通消息。邸报多由熟谙文书工作的供事抄出情报,经由报房刊印销售。这种非正式消息源影响很大,甚至连各省在京负责传递文书的提塘也经常由此打探消息,以便高级官员获知正式消息的语境。

当然,非正式消息网的成立,是一连串泄密与渎职的后果,不仅会损害君主决策的保密性,而且还由于这些非正式消息源可靠性难于保证,往往传出错误消息,滋生谣言与恐慌。清廷对此屡加饬禁,一面查办谣言,从制度上控制消息外泄,一面要求各省提塘不得玩怠。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帝国首都,北京在情报交易和流通上,足以与早期现代欧洲相比。

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张婷,选取了“捉奸杀双”相关规定的传播作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法律知识的流通网络。根据《大清律》,丈夫若发现妻妾与人通奸,立即当场将两人同时杀死,可以减免杀人罪刑。这一规定被很多凶手所利用,借以逃脱惩罚。然而事实上,《大清律》对这一情形的规定非常具体,每种特殊情况都有对应的判决,老百姓能熟练使用这类专业知识,与当时的法律知识传播渠道分不开。作者找到了数百种讲解法律的书籍,如《大清律》的商业印本,以及类似于法律知识指南的小册子,并发现清代的这类书籍在法律知识上的准确性和可读性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些书籍都提到了杀死通奸情人的相关规定。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如何援引这些规定为自己脱罪,还能获知如何根据具体规定,为自己被杀的亲人伸冤,阻止凶手逃脱惩罚。此外,乡里宣讲圣谕时,也会涉及国法;一些地方官会在城中文庙等地宣讲法律知识。这些都有助于法律知识的传播。由于有商业化的出版行业和在国家监管下的法律教育,清朝人可以很方便地获取法律,故而很多人对法律相当熟悉,进而影响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和决策。

结语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濮德培、那葭(Carla Nappi)、马世嘉、韩嵩(Marta Hanson梅尔清及迈克尔·夸斯等学者陆续就早期现代世界及中国的历史现象问题发言。这次会议已经展示出了17-18世纪中国与世界具有着多样的共时性,历史现象往往相互联系,并且可以互相比较,同时处于各种复杂的关系网中。然而仍然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例如,如何在介入具体历史场景的同时处理整体性(如国家、制度)问题?中心与边界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如何处理跨国、跨文明、跨地理的比较史研究?当前对“现代”的定义来自一套欧洲视角下的历史叙事,那么在比较史学及早期现代的语境下,如何靠全球化、本地化等历史问题讨论“现代”?是否存在一个与“现代性”相对应的“早期现代性”?再如,会议发言中反复出现的联系网络,如何评价其中节点的权重及其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是域外汉学以及世界史研究所要面对的前沿方向,也是中国自己的史学研究所要回答的疑问。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促使学界共同思考,推动未来中国史研究不断前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及本文的写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1] Goldstone, Jack A.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 no. 3 (1998): 249–84. Subrahmanyam, Sanjay. “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 no. 3 (1997): 735–62.

[2] 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102–113页。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1-14、18-20页。魏孝稷:《“‘加州学派’与早期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107–16、159–60页。

[3] 这次会议的英文概要已发表,见Meyer-Fong, Tobie. “Conference Note: 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 Late Imperial China 36.2 (2015): 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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