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usistory.blog – A Blog for Plausible Speaking of History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
Perdue, Peter C. “Tea, Cloth, Gold, and Religion: Manchu Sources on Trade Missions From Mongolia to Tibet.” Late Imperial China 36, no. 2 (2015): 1–22. doi:10.1353/late.2015.0005.
探讨准噶尔三次赴藏熬茶过程中的贸易活动如何影响了这一事件的轨迹。熬茶揭示了中央欧亚政治中复杂的独立性，展现了清朝如何利用边境贸易来取得外交和经济上的利益，也是清帝国统治方式的一种体现。
朝贡贸易模式过度简化了清朝与外界的关系，实际情况很多元，熬茶便是一种。乾隆初年，准部有面向北京的朝贡贸易，也有面向西藏的熬茶活动。清廷准允熬茶，是清准关系缓和的象征，也是清人试探准部和平意愿的手段。另一方面，熬茶具有宗教的仪式性，参与者来自蒙古和西藏。
清廷对准部的熬茶请求颇费踌躇。鄂尔泰主张不可听其逗留，并要求边疆军官不可收受礼品。由于西宁互市价格过低，使团未能成功售出足够的商品，又无力运走，只能打道回府。准部有人要求地方官员介入，但地方官员表示无能为力。由于价格问题，准部熬茶使团从西宁返回准部，未继续前往拉萨。
清方为准部熬茶一事做了多方准备：
其间熬茶团要求访问塔尔寺等佛教寺庙，清方允许其作宗教访问，但不允许更多的私人会晤。准部进献的礼物中包括番布，不知道是波斯布匹还是中东织物。
熬茶团半途而废，引发了清准双方的猜疑。皇帝与鄂尔泰都猜测准方有何图谋。经过乌赫图和阿喇布坦解释，贸易问题才为清方所知。原来使团携带的货物必须在青海卖完，不然不仅路费堪忧，还会拖累牲畜，而且噶尔丹策零对交易额有要求，使团必须得卖够。
军机处官员反对，但皇帝最后施恩准允，并将上次熬茶失败归咎于使团违背噶尔丹策零的指示。清朝担心准部趁机与金川和廓尔喀联络，指定了远离两区域的路线。其余准备工作基本如前。
在熬茶使团前进时，清准之间发生了情报战。准部与拉达克互通消息，其中介是使者和穆斯林商人。颇罗鼐则为清朝打探、运作，放逐了拉达克派来为准部打探情报的喇嘛。
两名淹留准部的喇嘛利用这个机会逃回拉萨，为清方所获。其一名为罗卜藏丹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这次熬茶取得了成功。准部获得了宗教和贸易上的成功，清朝则完成了一次政治权力的宣示，并获得了大量情报。
这次熬茶贸易与一次朝贡同时举行。北京使团虽然没有因孝贤纯皇后去世而受影响，但也没能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而熬茶使团这一次携带了过多的商品，无法销售。西宁和拉萨当局赔本消化了一些。
更麻烦的是，藏区出痘，导致使团长期滞留，又让拉萨方面担心蒙古人把痘传染到拉萨。使团与藏人互相猜疑，最终使团未能觐见达赖。
熬茶已经成为西藏的重要负担。清朝和拉萨均不愿再兴熬茶。数年后清准战衅再开，局面无复当初。
清朝官方对夷狄抱有敌视情绪，认为他们都是些贪婪狡猾的“他者”。但这种情绪来自于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并非文化上的轻视。在清朝看来，所有的夷狄都有用处。有些能带来商品，还有的能提供情报。
在所有朝贡贸易之外的交易形式里，熬茶是最不稳定、最短命的一种。它诞生于两个帝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双方都看重藏传佛教，都看出共同磋商、相互理解所带来的利益。这些绞缠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还有打断它们的战争，都表现出了中国在欧亚大陆中持久性的地位。
目前还没看到原书
Rieber, Alfred J.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Fall 2015): 951–59.
巴菲尔德的书评：
Barfield, Thomas J. “Alfred J. Riebe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no. 3 (June 1, 2015): 973–74. doi:10.1093/ahr/120.3.973.
整体是吹的
2015年专门为这本书开了个圆桌会议。其中中国史的部分找濮德培作了发言：
Perdue, Peter C. “Geopoli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2015): 925–33. doi:10.1353/kri.2015.0055.
批评得体无完肤，用语比较尖刻。
Rieber本人的讨论发言：
Rieber, Alfred J.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Fall 2015): 951–59.
其中对濮德培批评的回应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稍晚时候Becker在一个俄罗斯研究刊物上发了另一篇书评：
Becker, Seymou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review).” Ab Imperio 2015, no. 3 (2015): 292–99. doi:10.1353/imp.2015.0076.
整体是批的。
这本书主要研究早期现代的欧亚边疆地区的历史，算是内亚和帝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吧。作者认为早期近代介入了中央欧亚的五大帝国中，有三个（奥斯曼土耳其、伊朗萨菲王朝、清王朝）都利用动员游牧群体作为军事力量，奠定了当时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只有俄罗斯是欧亚边疆诸帝国中唯一有能力复制蒙古人功业的帝国。为此，作者基本都在描述俄国的扩张，哈布斯堡和土耳其次之，中国和伊朗在最后。虽然名义上是关注欧亚草原在早期近代世界史的地位，但正如Becker吐槽的那样，对俄罗斯在中央欧亚的存在过于瞩目，几乎变成了俄罗斯征服中亚史。
濮德培的批评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学者都在做方法上的突破：跨国史在搞跨国跨语言文献，关注比决策者精英更低的层级；全球史在关心商品、人、文化在广泛联通的世界中的流动；环境史和经济史则对跨越地理和政治界限的历史进程的冲击有了认识。而这本书在方法上毫无突破。
Rieber依赖的二手文献几乎都是针对本国传统史学框架下的叙事。划分区域的方式也很老套，没有采用跨越界限的思路，没有考察基层社会、经济，没有考虑未形成民族国家的成分在历史中的意义，也忽略了帝国之间的交互，完全失掉了研究边疆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变成了几个政治体平行叙事的大杂烩。）
本书采用了若干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见p.31 p.151）但濮德培认为，清帝国与朝鲜、越南、东南亚以及其他海上的边疆，其历史进程与中亚、北亚都颇多可类比，为什么这些区域没有被Rieber放入欧亚（Eurasia）呢？
Becker指出的问题
通行的欧亚定义（在Becker文章书评中提到）：“欧亚”最早由一个叫Harold MacKinder的英国人于1900年代提出。MacKinder认为欧亚是一个从冰岛到日本的广泛地理概念，其边疆则是非洲、阿拉伯和印度。19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俄国流放学者）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将欧亚限定在MacKinder所说地域的中心地带（heartland）。这些人强调这个中心地带在历史文化（historio-cultrural）上和欧洲及亚洲都不同。1991年以后，各独联体国家纷纷开始强调这一概念。2010年，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更名为“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正式接纳这一概念。
而Rieber使用的概念：“欧亚”的西部边疆同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沙俄的西部边疆，一个则是东部中欧和东南欧（p.360）。
（Becker的批评：这个定义不够充分，是从草原、游牧族反推回地理的。）
p.21 14-15 世纪草原帝国崩溃后，欧亚出现了五个新的政治中心。其中三个（土耳其、safavid、清）来自游牧民族。这些新的政治体迅速采纳了官僚制度作为帝国的统治秩序，像哈布斯堡等农耕帝国一样，尽力扩大疆埸，将新控制的地区融入帝国的边疆。
（Becker的质疑：历史上所有的政权都曾尽力扩张，并不仅有这几个帝国如此。）
p.59, 293 几个帝国的边疆，往往并不处于帝国中心的全面行政控制和文化整合之下。但应该说，几个帝国权力中心之间的空间，逐渐从“游牧与定居社会遭遇的地区”变为“若干个由世袭君主和分层的文武精英所统治的、以农业社会和城市中心为基础的政权(state)组织体系之间，彼此遭遇的地区”。
（Becker批评：俄国西部和哈布斯堡东部边疆就不是，这里从来没有游牧族。）
p.293-294, 424 作者搞出了一个七大frontier的体系：芬兰南部到挪威之间波罗的海沿海地区；“triplex confinium”（威尼斯人、哈布斯堡和土耳其相接之处，在巴尔干地区西部，接近亚德里亚海），多瑙河流域；黑海草原；高加索地峡；中亚草原；中国北方的内陆亚洲。进而认为这些区域的危机造成了各帝国的毁灭。
（Becker的批评：只有巴尔干地区发生了危机，而且这个地区早就从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带变成了小型的地方统一政权【即塞尔维亚】了。巴菲尔德也批评了这一点：清朝灭亡在于腹心爆发革命，而不在于新疆问题，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也是因为首都出事，只有哈布斯堡是被巴尔干危机搞垮的。）
Jiayan Zhang, “Water, Dike, and Temple: Water Deity Worship and Dike Management in the Jianghan Plain, 1788–2013,”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November 26, 2015, shv086, doi:10.1093/jsh/shv086.
整体来讲这是个社会学研究，除了统计庙宇分布以外基本没用多少一手文献。作者显然是在借着修庙与治水的关系，来考察国家介入社会的方式的变化过程：治水（隐喻社会治理）从仰仗神秘到信赖科学再到“人定胜天”。但作者明显历史学功底很差，在探讨皇帝对修庙的态度时，先列举乾隆嘉庆道光，这问题还不大；但到后面说同治、光绪对建水神庙的态度，这就有点太滑稽了。估计就是听说上谕是皇帝的意志，就把同治和光绪朝上谕一股脑当成俩皇帝的意思了。
文献综述部分。关于治水（堤坝修造）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角色的研究：
冀朝鼎；
魏特夫；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aul Weller,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认为关于水的庙宇是渗入社会的国家。
从宋代到清代，有很多种关于水的神明崇拜(water deity worship)。包括龙王、关公等。
引用鲁西奇的研究：晚清江汉平原，一个神/庙只管一个垸。
鲁西奇的研究估计是《明清时期的围垸：从水利工程到水利共同体》
Lu Xiqi. “Mingqing shiqi Jianghan pingyuan de weiyuan: cong ‘shuili gongcheng’ dao ‘shuili gongtongti’” (Yuan of the Jianghan plain in the Ming-Qing era: From ‘water control projects’ to ‘water control community,’” in Zhang Jianmin and Lu Xiqi, eds. Lishi shiqi Changjiang zhongxiayou diqu renlei huodong yu huanjing bianqian zhuanti yanjiu (Monographic studies on huma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of the Yangzi River valley) (Wuhan, 2011): 348–439.
此外本段还引用了：
Gao Y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ter Regime: State, Society and Ecology of the Jianghan Plai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of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roQuest, 3520084) (2012): 69–97.
统计了江汉平原在宋到清之间修建的与水有关的神明庙宇。共有27种神，其中13种是人格神，14种是自然神。关公最多，次为Shuifu庙（Water God Temple，没查出来汉字是啥），龙王庙/龙神祠列为3-4。一些福建移民聚落则会建立妈祖庙。
有些龙神祠是地方官修的，不止是一种崇拜的象征，也代表着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作用。官府认为水神在治水中很重要。舒成龙在担任荆门州知州时曾写文章强调此事。
地方社会不仅依靠水神，还依靠佛教偶像如观音菩萨。
建庙也不全是为了保佑堤坝不倒。例如剿捻时对水神祈祷水涨阻敌。
皇帝以建立与水有关的庙来宣示爱民之心。以铁牛治水的传统，因龙王畏惧铁牛。乾隆53年大水，上谕毕沅使用铁牛。皇帝相信铁牛的神秘主义功能，在乾隆帝眼中，铁牛不灵不是因为这种崇拜错了，而是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嘉道二帝亦信神明治水。
后面跟清代没啥关系，不说了。
Philip Yuen-sang Leu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Expectant Officials in Late Qing,” in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Robert J. Antony and Jane Kate Leonard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61–78.
梁元生所针对的是清代地方政府研究中的二元倾向：正式官员与完全的非官方因素（幕吏役仆）。他认为在这二者之间尚存在其他的群体，他们并非真正的实缺官员，但也不像吏幕役仆那样毫无地位。
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候补官员数量并不多；1870年代以后，候补官数量迅速上升。江浙的候补官数是实缺官的3-4倍。
候补官员要承担临时职事。梁元生将职事分为regular和irregular两类，前者包括军务、河务等有该管衙门的事务，后者则是针对crisis management。晚清的洋务则几乎完全是非常规事务，几乎都是有由候补官员办理，甚至成为了半正式的机构“局”。局中官员如总办、督办、会办、帮办等，称为“局差”，都是由候补官员充任的非正式职位。此外，候补官员在厘金局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差为广大候补官员提供了效力机会。
这种现象标志着晚清中国政治中“非常规性”的兴起，代表着清代行政制度中的弹性。
在商业活动较丰富、洋务繁多的地区，候补官员的角色也就较为重要。例如上海兵工厂等局，汉口等地。地方普通士绅参与时的身份称为“委员”，和局差有区别；“局差”来自衙门的委派。梁元生认为罗威廉对士绅和候补官员之间没有做出较好区分。local gentry和expectant officials (usually came from merchantile background) 之间存有本质区别。候补官员并非传统精英，他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中谋求利益。
梁元生认为，被分配到现代化部门的官员，很多是国家里最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
昨天夜里忙活到十点多，终于把北大史学论坛的投稿给写完了。其实算下来和之前的版本相比改动并不大，基本就是补了雍正朝的数据。以前设想中要实现的部分，一个也没弄出来。于是这篇投稿仍然是半残的面貌就见人了，说到底也只是v1.00变成了v1.01，距离心目中的那个v2还差得远。
这篇文章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很有野心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事实，其实与史源是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事实，它在通过史料被表述、被“产生”时，其实要表达的核心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当然，从理论上讲，一个被表述的事实，它总归是事实的一种体现，不同史源出来仅有真实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真实的层面上去看，会发现这个状态实在太理想了。官方的文本反映的只有官方视野下的真实，士大夫文本反映的也只有士大夫眼中的世界。离开了这个层面，历史事实就被扭曲了。例如，官方文书上记载某衙门里的一个书办，名字虽然多年不变，但对应的人可能已经变成了原先那个人的兄弟甚至子孙。这种情况在清代肯定不少。这种历史事实，如果仅从官方的文书出发，显然会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
因而如果我们基于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史料，什么样的研究最符合它的历史时空？当然是京官升降了。京官的升降，吏部皆得过问，不会出现题调之类的情况。而且吏部的各类文书记载，应该会很完整。这是唯一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与其所在历史时空契合度几乎完美的情况。此外，同年录等文献，也忠实记载了科举人物的名单。二者结合的结果，便是翰林升降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我对这个研究充满了信心，因为它在史源上是非常坚实的。我排除了士大夫在碑传文集中对时人升转经历的描述，因为它们的史源不是吏部文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这个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基于国史馆传稿和清实录，收集翰林官中所有有记录的升转过程，计算相关参数与整体情况。
2. 基于吏科史书，收集有翰林官参与的升转过程，通过相关人员的条件，计算翰林官自身参数与成功升转之间的关系。
3. 基于履历档，检验1的结果是否准确，并计算皇帝评价与官员日后升迁情况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部分，第1已经完成了一半，还差族群因素、籍贯因素、样本与整体的关系三个问题没有确定。2和3更只开了个头。
希望这个大坑有朝一日能填上。其中的历史事实可能几句话就能说完，但它将会成为（我以为的）一项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南朝刘宋、南齐两朝，君臣猜疑、骨肉相残之事甚多，内斗无已。然而至萧梁前期，则此类惨祸数十年不闻。其间固然有萧衍为政清晏之功，而南齐中期萧鸾篡位之不得人心、引发朝野对翻覆之反感，亦有以焉。此事为魏晋南北朝史之一大变局。
近读《通鉴》，发现若干与萧鸾篡位之影响的事迹。《梁书》卷35《萧子恪列传》：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从容谓曰： “我欲与卿兄弟有言。……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其虽欲不已，亦是师出无名。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杀；若其无期运，何忽行此，政足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佗，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自当知我寸心。”
这段话很有意思。从萧衍的表述来看，他援引“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的方式，将梁的统胤追到了萧道成那里，而认定自己取代的“齐”乃“明帝家天下”，是齐明帝萧鸾及其子东昏侯萧宝卷的统胤。这样一来，他起兵反萧宝卷，不仅是废昏立明，更是一种“铲除萧鸾、恢复高帝国祚”之类的体现。
萧衍起兵成功后，所诛夷者如庐陵王萧宝源、邵陵王萧宝攸等几乎都是萧鸾之子。湘东王萧宝晊虽然是萧鸾之侄，并非其子，故而虽然“颇好文学”，一度“望物情归己”，却也难逃一死。这更突出了萧衍只针对萧鸾族人下手的特点。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称：“（萧衍）所诛夷者齐明帝之后，高帝之后固无恙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45，4520页）
正是因为有此历史背景，所以萧衍改齐为梁，因为齐已经被萧鸾篡夺，变成“明帝家天下”了。 故而当他面对豫章王萧嶷之子萧子恪时，得说一句场面话：“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当然这肯定是漂亮话，萧衍肯定不单只是为了给高武子孙报仇才起兵的，但从统胤上讲，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转移。 也是基于同样的缘故，试图把萧衍推举的萧宝融和之前崔慧景推举的萧宝玄相比拟的政治话语，受到了严酷的打击。这大约就是崔慧景之子崔偃得罪的内幕。因为萧衍可以为萧道成子孙报仇，但崔慧景乃萧鸾信用之人，没有这个名分。
萧鸾虽然谦俭慎密，但其人篡夺皇位之事肯定在时人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虽然萧鸾大杀高武子孙，但仍然没能消除自己篡位者的形象，以至于有人能通过反萧鸾来构建新国家。是为萧鸾不得人心之一证。
这确是读书札记，不是历史研究。其中的历史事实没有仔细核实，而是讲了一些
朝鲜使者燕行史料（即朝鲜人来清朝朝贡时的笔记）中的故事和观念。
全书以专题形式讨论，讲了大约五六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如朝鲜人对吴三桂、季
文兰等人的看法，反映出朝鲜人对明清鼎革时期夷夏之辨的矛盾心态。
整体来讲，由于燕行文献本来就是偏见很重的史料，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也带有
明显的偏颇之处。读者很容易感受，作者也没有蓄意隐瞒。虽然可以看到，为了
拔高燕行文献的史料地位，葛兆光有些地方对燕行文献“另眼看中国”、“旁观
者”的地位有所渲染，给人以燕行文献可靠的假象，但如果细读本书，会意识到
葛兆光其实并没太觉得这东西可靠。
葛兆光称这本书与“新清史”有密切的关系。但细读之后，我觉得它和“新清史”
对话之处并不显著。“新清史”的核心是满洲帝国秩序在中亚和东亚的体现，这
在燕行文献中（至少是葛兆光提到的燕行文献中）并无多少痕迹。或者说，朝鲜
人想象的“夷狄窃国”，与新清史所要展现的帝国概念，关系不太大。朝鲜人所
说的，仍是中国历史上夷狄侵略的重演。
这部书比较震撼之处，是它所揭示的清中期“大一统”历史叙事之下，士人们如
何受困于“大一统”与“正统性”两种叙事之间，无从申说历史的情形。由于政
治权力、学界躁进等张力的存在，士大夫在面对朝鲜人关于夷夏的质问时，往往
避席噤声，不敢正面应对。从这一点上看，本书可以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互
为印证。
至于本书的主旨，即“另眼看中国”、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考察中国概念的形成，
反而是本书没讲太明白的一点。至少，我们只看到朝鲜人对中国的印象，但却没
看到中国如何从这种印象中汲取了营养，抑或作出回应。另外，对于明清鼎革造
成东亚秩序的分裂，本书提了一下，但没有展开讲。
大体就是这样。书看着挺厚，其实行距很大，空白很多。我失眠了一会儿就看完
了。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