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孔飞力之前的时代

美国汉学在1950年代经过一轮收拾，形成了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不能称为费尔班克，和费玉清也没关系）为代表人物一个初步的学派。费正清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为“冲击-回应”说，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落后、一成不变的状态，所谓政治变化就是王朝更迭，事实上不存在变化；直到西方冲击以后，变化才开始发生；西方的冲击带来了变化，而中国的回应则大多是试图阻挠变化。换句话说，中国本身的历史知识只是琐碎而无意义的东西，无关世界社会发展进程，并不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没有“历史”）；只有和西方交互的过程，才值得探析。

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难以接受，并不仅是因为其中隐含的帝国主义隐喻（虽然比更早的殖民主义书写已经好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这一体系完全忽略了中国内部空前复杂的关系。我们作为中国人可能已经耳濡目染到几乎麻木，但如果我们仔细一想，会发现，即使从社会形态的学术角度来看，中国境内的多样性也已经能说是非常复杂了：地理、省际、阶级、性别、族群、文化、……而“冲击-回应”说几乎完全不考虑历史人物、派别的背景，制造出了一个铁板一块、毫无差异的“中国”，这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费正清。世界汉学在19世纪以后，一直高度依赖殖民地官员、传教士、记者和旅行家的各种笔记，对中国自己的史料关注很少。从这些“洋大人”的盛气凌人的记载里，当然只能看到铁板一块的中国。即使是抽象到历史研究的层面上，也只是对殖民笔记的提炼和缩写而已。

孔飞力相近的时代

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史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历史学从此不再只是以时间或地域为基础胪列资料、复述故事，而变成了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概念的考察开始成为历史学的基本框架。这一转变也影响了美国汉学，史学界开始关注到中国历史中的复杂概念。

在这一轮转变中，最早被提出的是地方性的问题。或者说，美国汉学终于意识到中国人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一张纸上、原子地生活着，而是有区域、有组织、有社会结构的。具体而言，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每一区域存在基层往上的组织架构。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1964-1965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豆瓣)》。1966年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的序言结尾说：“让我们致力于地方史研究吧！”这句口号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此后地方性的局部研究成为美国汉学界不断突破的生长点。

孔飞力的研究

孔飞力的第一部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这部研究即便现在，仍然是非常好的史学入门书。它的写作风格很适合中国人阅读——概念运用并不复杂，以线性的故事而非框架为先导，讲完故事再谈提炼（延续费正清时代以“特殊之事”为中心的叙事习惯）。本书以白莲教到太平军时期，华中地区乡村面对军事威胁，如何自己组织地方武装和保安组织（即“保甲”、“团练”），这些军事组织在怎样的情况下离开地方、到外地去为更高的目标——国家而战（如江忠源、曾国藩），士绅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太平天国以后这些组织又产生了怎样的发展。简而言之，“地方的军事化”的起源、流变、意义。

孔飞力的这一研究，背后的关怀是：近代政治转型，本质上说便是打破旧有的官-民体系，在社会中构建公共空间，进而迈向公民社会，通过公民意识构建现代国家，完成政治现代化。国家-社会关系，是其基本分析框架。在中国，这种变化并非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一面；下层的近代化，来自于自治组织的出现；而自治活动一定有其组织上的背景。这便是他寻找晚清乡村组织的原因。在孔飞力看来，保甲与团练的组织架构带有乡村“公”的特点，由士绅主导，官府只是协助。而在太平天国之后，这些组织逐渐发展出社会福利、公共事务、包税等新的功能，在乡村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孕育着一个新时代，亦即自治组织。

这个体系，孔飞力后来分别在两个方向进一步拓展。

其一为1975年发表的《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一文（收入《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本文重点讨论晚清自治组织与地方精英的关系。孔飞力明确了官、公、民三者互动的基本格局：控制（官府日常手段）、自治（民间组织）、动员（官府行动手段），并将晚清到民国一系列试图组织乡村力量的历史事件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进行考量，从19世纪经世学派重拾封建论，到20世纪前期山西的村治。最后孔飞力认为，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最后这些乡村组织都在土改中一扫而空，宣告了这条路的终结。
（BTW，这是顾炎武作为政治思想家而非哲学家第一次出现在海外汉学中。）

其二为200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孔飞力进一步阐发了关于“近代国家建构”的一面，通过晚清经世学派和地方组织那些明显“不局限于地方性”的一面，探讨地方精英与近代国家的纽带是什么。其实想想看，这个问题对于思考“中国是什么”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乡里之人，眼目所及都是身边的事情，那么他们怎么和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联系起来呢？然而，比较悲剧的是，这时候这个话题在美国汉学已经过气了，而在国内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讨论……

以上这些内容是孔飞力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求索。当时“早期近代”（Early Modern）的说法在学术界还不流行，但毫无疑问，孔飞力的研究与中国的“早期近代性”密切相关，和后来的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汉口的研究有相通之处——好吧，也许从农村寻找现代性不一定正确 😦 在孔飞力之后，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冉玫铄（Mary B. Rankin）、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这位先生1976年毕业以后搞金融去了，博士论文做的19世纪士大夫群体，到现在都没出版）都延续这条道路，开启了从近代地方社会变迁探讨政治转型的范式——这正是美国汉学的一大流派。

启后之外，还有承前，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叫魂》。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乾隆中期蔓延数省的“割辫案”，但重点不在于该案本身，而是利用案件为媒介，考察办理这一案件过程中皇帝、省级官员、中下级官员之间互相交互的过程，借以讨论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

该书撰著于中美关系破冰、美国学者刚刚可以来中国大陆探访的时机，是第一批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的美国汉学论著。应该说，孔飞力1984年的北京之行，是整个中国清史学界与美国汉学交流的一桩大事。国内当时颇有一些精于档案和传统史料的老先生，他们对孔飞力帮助很大。至今很多老先生一说起美国学者，就会说：我见过孔飞力。

这本书在美国汉学界是18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标杆，将“官僚君主制”的运作模式给予了一个并不非常全面、也并不很“结构化”，但却足够形象的描述。而这本书在中国知识界所引发的冲击，也并不比美国汉学小——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因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及每日生活经验，而对这个故事产生别样的共鸣。它在中国已经超越了一种政治史的叙事，而成为了一种对规律和现实的“揭示”。对《叫魂》的夸赞，相信大家都见得很多了。

《叫魂》直接提出了中华帝国的政治框架问题，这和1980年代美国学界对世界历史中的帝国研究结合了起来，直接催生了1990年代后期对清代帝国模式的反思，亦即“新清史”研究。诚然，“新清史”研究在今天看来不乏幼稚之处，不过这一学术脉络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毕竟孔飞力面对的是一片空白，只需要从事件出发、归纳出基本的特征；而进一步探讨帝国体制，则不仅需要经验性的总结，还需要深入到政治文化当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孔飞力为整个帝国政治运作问题开了一个好头。

除“新清史”之外，直接继承孔飞力这条线的，是白彬菊（Beatrice S. Barlett）对军机处的研究（这本书据说汉译早就完成了，不知道为何一直没出版）。

总结

站在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孔飞力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条：
(1) 将“国家-社会”模式引入中国政治史讨论，将政治史变为可讨论的问题；
(2) 利用“控制-自治”框架讨论中国近代政治转型，此所谓启后；
(3) 探讨“国家”在“晚期帝制”语境下的形态，此所谓承前；
(4) 通过经世学派的讨论，思考中国的“人”和“国家”如何相连，直接触及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什么是中国？”

筚路蓝缕，诚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