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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ber, Alfred J.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Fall 2015): 951–59.
巴菲尔德的书评:
Barfield, Thomas J. “Alfred J. Riebe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no. 3 (June 1, 2015): 973–74. doi:10.1093/ahr/120.3.973.
整体是吹的
2015年专门为这本书开了个圆桌会议。其中中国史的部分找濮德培作了发言:
Perdue, Peter C. “Geopoli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2015): 925–33. doi:10.1353/kri.2015.0055.
批评得体无完肤,用语比较尖刻。
Rieber本人的讨论发言:
Rieber, Alfred J. “Struggle over the Borderlands.”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 16, no. 4 (Fall 2015): 951–59.
其中对濮德培批评的回应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稍晚时候Becker在一个俄罗斯研究刊物上发了另一篇书评:
Becker, Seymou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review).” Ab Imperio 2015, no. 3 (2015): 292–99. doi:10.1353/imp.2015.0076.
整体是批的。
这本书主要研究早期现代的欧亚边疆地区的历史,算是内亚和帝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吧。作者认为早期近代介入了中央欧亚的五大帝国中,有三个(奥斯曼土耳其、伊朗萨菲王朝、清王朝)都利用动员游牧群体作为军事力量,奠定了当时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只有俄罗斯是欧亚边疆诸帝国中唯一有能力复制蒙古人功业的帝国。为此,作者基本都在描述俄国的扩张,哈布斯堡和土耳其次之,中国和伊朗在最后。虽然名义上是关注欧亚草原在早期近代世界史的地位,但正如Becker吐槽的那样,对俄罗斯在中央欧亚的存在过于瞩目,几乎变成了俄罗斯征服中亚史。
濮德培的批评
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学者都在做方法上的突破:跨国史在搞跨国跨语言文献,关注比决策者精英更低的层级;全球史在关心商品、人、文化在广泛联通的世界中的流动;环境史和经济史则对跨越地理和政治界限的历史进程的冲击有了认识。而这本书在方法上毫无突破。
Rieber依赖的二手文献几乎都是针对本国传统史学框架下的叙事。划分区域的方式也很老套,没有采用跨越界限的思路,没有考察基层社会、经济,没有考虑未形成民族国家的成分在历史中的意义,也忽略了帝国之间的交互,完全失掉了研究边疆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变成了几个政治体平行叙事的大杂烩。)
本书采用了若干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见p.31 p.151)但濮德培认为,清帝国与朝鲜、越南、东南亚以及其他海上的边疆,其历史进程与中亚、北亚都颇多可类比,为什么这些区域没有被Rieber放入欧亚(Eurasia)呢?
Becker指出的问题
通行的欧亚定义(在Becker文章书评中提到):“欧亚”最早由一个叫Harold MacKinder的英国人于1900年代提出。MacKinder认为欧亚是一个从冰岛到日本的广泛地理概念,其边疆则是非洲、阿拉伯和印度。19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俄国流放学者)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将欧亚限定在MacKinder所说地域的中心地带(heartland)。这些人强调这个中心地带在历史文化(historio-cultrural)上和欧洲及亚洲都不同。1991年以后,各独联体国家纷纷开始强调这一概念。2010年,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更名为“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正式接纳这一概念。
而Rieber使用的概念:“欧亚”的西部边疆同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沙俄的西部边疆,一个则是东部中欧和东南欧(p.360)。
(Becker的批评:这个定义不够充分,是从草原、游牧族反推回地理的。)
p.21 14-15 世纪草原帝国崩溃后,欧亚出现了五个新的政治中心。其中三个(土耳其、safavid、清)来自游牧民族。这些新的政治体迅速采纳了官僚制度作为帝国的统治秩序,像哈布斯堡等农耕帝国一样,尽力扩大疆埸,将新控制的地区融入帝国的边疆。
(Becker的质疑:历史上所有的政权都曾尽力扩张,并不仅有这几个帝国如此。)
p.59, 293 几个帝国的边疆,往往并不处于帝国中心的全面行政控制和文化整合之下。但应该说,几个帝国权力中心之间的空间,逐渐从“游牧与定居社会遭遇的地区”变为“若干个由世袭君主和分层的文武精英所统治的、以农业社会和城市中心为基础的政权(state)组织体系之间,彼此遭遇的地区”。
(Becker批评:俄国西部和哈布斯堡东部边疆就不是,这里从来没有游牧族。)
p.293-294, 424 作者搞出了一个七大frontier的体系:芬兰南部到挪威之间波罗的海沿海地区;“triplex confinium”(威尼斯人、哈布斯堡和土耳其相接之处,在巴尔干地区西部,接近亚德里亚海),多瑙河流域;黑海草原;高加索地峡;中亚草原;中国北方的内陆亚洲。进而认为这些区域的危机造成了各帝国的毁灭。
(Becker的批评:只有巴尔干地区发生了危机,而且这个地区早就从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带变成了小型的地方统一政权【即塞尔维亚】了。巴菲尔德也批评了这一点:清朝灭亡在于腹心爆发革命,而不在于新疆问题,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也是因为首都出事,只有哈布斯堡是被巴尔干危机搞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