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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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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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吴元丰(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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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 |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4iUv_wvQUYB5KNLo6K55w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

作者黄梅,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文山州学府路66号,邮编663000。

摘要: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本文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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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和卫国 | 史家独唱——怀念恩师高王凌教授》


本文转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8727

作者:和卫国(国家方志馆研究员)

2018-09-01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高王凌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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