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阅读总结

2022年阅读经历中的TOP8:

1、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2022全年阅读体验最佳。这部书很好地在中篇学术研究(显然原本体量并不适合长篇)与非虚构写作之间做了平衡,让慈庆(王钟儿)这位由宋入魏的女性的生平故事,能够在史料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焕发出感染力。应该说这种体例的突破,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个故事的底色是战争强迫移民和宫廷政治,背景知识都是南北朝史中相对比较为人熟知的内容。关于慈庆,主要的史料就是她的墓志,但本书在解读慈庆墓志的时候,发现了慈庆的超越性。她的遭际能成为这些沉重而黑暗议题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因为慈庆本人作为传主渡过了余生,更是因为慈庆身上的那些和人性相关的素质,令她在北魏宫廷残酷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某种胜利。应该说,能够发掘出这一层意义,实在是作者的功力。

2、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今年是清代法史研究的大年。郑小悠、尤陈俊两部著作先后出版,张婷《法律与书商》也出版了中译。

郑小悠这部作品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研究清代中央政府部一级衙门的著作,为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史树立了一个标杆。全书并未如当前政治史研究潮流一样聚焦档案,更多采用笔记文集史料追踪刑部历史中重要人物,基于这些人物的事迹、经历、感受,与制度作对话,进而去体现制度的内在形态。尤其是关于部中不同身份、不同素质的司员在部务处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系统地论述清代部中专业官僚与胶柱鼓瑟的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读来格外感到一种“古今一律”的叹息。

3、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通过极其广博的文献视野,雄辩地解释了“没完没了打官司成瘾”这种清代官员对地方“刁民”印象的观念和社会实态。“健讼”对于理解清代地方行政制度运行,非常重要——它是18世纪中叶开始地方政府施政成本剧增,清代国家治理事业逐渐进入困境的最外在的社会现象。本书直面这种这种难以具象化的“时代印象”,从观念、社会经济问题上理清了这一“时代印象”背后不同社会群体的心态、文化生产和经济关系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诉讼策略。作者展现出了非常广阔的文献视野,灵活穿插于一手文献和经由二手文献提示的历史场景,信息量很大,值得一看。最后,作者的方法论批评也颇多启发。

4、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这部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作为一部或多或少仍处于传记或人物研究范畴内的作品,本书并没有像我们司空见惯的晚清要人传记那样流于一种“无奈何时运他人宰”的老生慨叹,触及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在晚清社会-政治转轨之中,以往边缘化的官场外人是怎么卷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这一点应该说以前很少有政治史研究能说得很真切。今日看起来这种场景也毫不陌生:作者所谓“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个体制内外的“玻璃天花板”;而盛宣怀之所以能成为“盛宣怀”,看点也正是割裂的洋务与慈善事业在玻璃天花板两侧藕断丝连的草蛇灰线。第二点特别之处是本书对盛宣怀档案的充分利用,读来颇觉峰回路转。总体来看本书应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第一流作品。

5、蒂莫西·斯奈德:《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题材属于本年热点,写法亦属上乘,翻译显有疏失,但也可以接受。这本书并不是系统介绍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史学大全,而更多的是介绍20世纪东欧几种民族主义互相绞缠的历史场景。我对东欧史完全是外行,读到关于20世纪东欧民族主义问题复杂性以及残酷性的记述,觉得非常震撼。

6、张婷著、张田田译:《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本书的魅力和尤陈俊作品类似,都是司法体系运行的外在因素。这本书重点探讨了坊刻律典和通俗法律读物在官方出版的法律文献之外的勃勃生机,是书籍史和法史的一场对话。坊刻律典的体例演变,是本书一大看点。

7、刘凤云:《钱粮亏空:清朝盛世的隐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本书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长篇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正面讨论了困扰18-19世纪清朝政府的一个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巨额钱粮亏空带来的财政困难与吏治腐败。作者搜集了康熙至嘉道年间大量钱粮亏空的案例,以及清廷调查亏空情况、整饬财政体系的努力,从政治史的一侧触及亏空问题的深层原因,用力颇多。

8、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同样是直面清代政治史中核心议题的论著。本书旨在探讨清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大一统”的形成和实践,糅合了作者近年来若干中篇研究和早年间撰写的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由于各章多已在期刊上读过,全书的意旨对我来说确实已经不算太新鲜了。作者的构想很大,而且从结构上可以看到作者正面拆招的努力,而且也确实切入了问题的要点。其中将“大一统”观念中正统性与治理主义分开看待的看法,对于后续研究应有很大启发。

[转载] 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

转载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2017年7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友人在某社交网站的分享于2021年11月09日被删除。为避免将来一旦文章下线,无法查证,特将正文内容转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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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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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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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吴元丰(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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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 |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4iUv_wvQUYB5KNLo6K55w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

作者黄梅,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文山州学府路66号,邮编663000。

摘要: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本文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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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和卫国 | 史家独唱——怀念恩师高王凌教授》


本文转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8727

作者:和卫国(国家方志馆研究员)

2018-09-01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高王凌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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