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usistory.blog – A Blog for Plausible Speaking of History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继续阅读“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继续阅读“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上、下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继续阅读“[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4iUv_wvQUYB5KNLo6K55w。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
作者黄梅，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文山州学府路66号，邮编663000。
摘要：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本文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继续阅读“黄梅 |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本文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oOSdjs7JAl3aSPin1l9UA
2018年6月30—7月1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欧亚古典学系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6月30日上午9时，“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内亚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往学者把清史研究的范围多限制在中国内地或中原王朝，但内亚史也是清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内亚地区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加准确地再现清代历史。此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回顾了前三届会议举办历程。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3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清代多族群文化交流”等9个研究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
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林士铉副教授以“乾隆朝清准关系的重构——《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与准噶尔来使仪注”为题，讲述了《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由来，探讨了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臣的仪注内容是否确实进行过该图卷所呈现的贡马仪式，并进一步揭示了该图卷背后所反映的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变化及汉文文献未载的原由。
早稻田大学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小松原友里研究员展示了廓尔喀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贡象活动，通过考察廓尔喀贡象与清朝驯象所之间建立的联系，分析了贡象的方式及其历史意义，以及驻藏大臣在清廓信息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阐明了清朝中央、廓尔喀和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年旭以福州开港与琉球馆为中心，探讨了鸦片战争背景下清、英双方在福州开港、领事馆选址等事件中的博弈，以及琉球自身的应对策略，展现出藩属体制内部的互动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闶在对满文地理志文献《喀木地方一统志》进行全文转写、翻译的基础上，考察了该书与《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的关系。他认为，该书成书背景与康熙朝清廷经略西藏密切相关，将该书与《皇舆全览图》相结合可以构成康熙中后期清廷对喀木地理情形认知的完整图景，对研究康区历史地理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继续阅读“李思莹丨传承与创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清代内亚史研究”
本文转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8727
作者：和卫国（国家方志馆研究员）
2018-09-01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继续阅读“[转载] 和卫国 | 史家独唱——怀念恩师高王凌教授》”“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继续阅读“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继续阅读“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Wong, R. Bin. “The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Recent Works on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1, no. 01 (March 2016): 135–46. doi:10.1017/S1740022815000388.
本文是若干书评的集合。
全球史研究时代的来临，是学者所受史学训练在一系列努力下发生转变的结果。进入视野的档案来源愈多，对我们的语言技巧要求越高，成为长期的挑战。故而全球史的突破有这么几种形式。
前两本书是这两方面的例子。
也有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声称是全球史，但也提出了新的理解，我们作为读者会觉得这些新发现能在更广阔的问题上提供新视角，有三本书是这一类型。
最后，还有些书考察某些涉及全球史核心问题的争论，本文也包括了一例。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早期近代历史问题与近代史的联系，关乎如何理解长时期经济、政治变革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过去总觉得是欧洲人搞出来的。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Geoffrey Parke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展现了一个原本产生于特定地区的历史学问题，能以怎样的方式为全球史做贡献。
17世纪危机是40年前Aston编的一本论文集里提的概念，霍布斯鲍姆挑起的讨论，说这是1600前后几十年里爆发的一场欧洲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确定了欧洲恢复并且资本家继续建设资本主义的时间。Aston自己和几个人在文章里觉得欧洲危机经济的意味少点儿，更多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来戈德斯通的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的反叛和革命》也说了这个事儿。
Parker大家都知道是搞早期近代西北欧洲军事革命的。他把戈德斯通的想法当成一个全球主题，强调温度骤降引发的环境危机，造成农业灾害，经济困难，社会动荡，产生各种政治上的反应。Parker成功地把危机所及的区域按情况分了类：没遭殃的地方，如美洲殖民地，南亚，东南亚，日本；小冰期比较模糊的地方，比如北美大平原，撒哈拉以南，澳大利亚。勒华拉杜里1959年搞过一个气候变化的研究，
Parker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笔下的17C危机和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结合。有一章讲清朝的。第五部分讲那些逃过一劫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些东西和我们加州学派的东西可以平行看待，他的结论认为大分流的背后是思想及其与政治、社会相结合的差异性，比如科学革命啊，工厂和机器啊之类的。这正是霍布斯鲍姆1950年代的论述的终点。可以看到，环境史，经验知识的发展，都对Parker的工作有贡献。其实早期近代和近代的联系问题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Escaping poverty: the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By Peer Vries. Vienna: Vien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用了大分流等加州学派的成果，作为欧洲例外论的衬托。这人缺少相关研究背景，第一本书是个史学评论，关于后现代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缺少章节结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济学家”，第二部分是“大分流的事实解释”。后面有很多大题目都只用寥寥几页就解决（列举了一堆页码=_=||||黑线）。他总结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给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以支持“西方创造现代经济增长”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的观点，全书一直都在用“The West”和“The Rest”两个概念。引文支离琐碎，读者难以辨别怎么构成论证，甚至此处是之、彼处非之，而且行文中还分不清史料和论点，老拿书评当资料。遇见不喜欢的研究就可着劲儿黑，王国斌当然成了靶子。但Vries又表述不清楚，引用和批驳都很混乱。王国斌觉得这研究只能读出来是为了批加州学派。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in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Gareth Austin and Kaoru Sugiha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一个论文集。绪论里把劳动密集型道路和其他经济史近期研究结合了起来。后面的论文讨论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为什么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契合。
讨论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论文指出，俩区域的早期工厂最初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没遵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西非是土地密集型出口农业，和制造业长期没啥关系。拉丁美洲也缺劳动力，工业化靠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输入，跟US（资本密集）和东亚都不一样。
Alsace的一章，说贫农工匠发起的劳动密集工业化在20C初变成了小工厂生产，主要是精密仪器、汽车配件、电子设备之类。
Jan De Vries关于消费者角色的一章，认为东西方家庭在勤勉革命上有相似性，但欧洲的劳动者在作为消费者方面比东亚更积极。王国斌觉得这和彭慕兰是类似的。
China on the sea: how the maritime world shaped modern China
By Zheng Yangwen. Leiden: Brill, 2012.
就早期近代中国对欧洲商品的品味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东西，讨论了中国的消费者革命问题。认为中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复杂过程”：“清前期人口增长，获取外国商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导致商业依次专门化。清中期商人、商店、街市多致力于进口、零售、经销外国商品，表现了这一点。”(p.246)这些和欧洲的消费者革命都可以对比。
郑的关怀在于中国通过海疆展开的国际联系。头两章讲海疆联系的方式。第三章讲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王国斌觉得这些关于海上中间地带的讨论，关乎边疆问题，和新清史可以对照。
Bâtisseurs d’empires: Russie, Chine et Inde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XVe–XIXe siècle
By Alessandro Stanziani. Paris: Éditions Raison d’Agir, 2012.
考察15-19世纪之间俄、中、印帝国形成之中的共性和联系，认为这三个帝国各自代表了一个区域；也说了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用来论证“这仨帝国都构建了不同于欧洲的道路”的。批判了一些对欧洲经验依靠过重的研究。
依靠大量学界已有研究来考察早期近代的帝国。中俄都扩张到了中亚，印度统治者则来自中亚，作者还找到了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长期联系(p.39)。
作者认为，对有效的骑兵的依赖，构成了军队组建中的共性，这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很重要。仨帝国的统治者都以扩张军事力量为重要的政治动力：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复杂的官僚机构和市场来动员扩张所需的资源。作者觉得这和欧洲不一样。
王国斌觉得作者的讨论对象有点不清楚。他看到了和中亚联系的仨帝国的地缘政治和欧洲不一样，但这并不能指向政治、经济的转变过程。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Alfred J. Rieb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提供了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变迁的明确叙事，这些地区在过去的全球史当中没有被看作是“欧洲的”。考察了那几个帝国的文化实践、帝国制度、边疆交互、政治危机和帝国遗产，讨论几个帝国中早期近代政治挑战的共性，关注哪些适应性、协调性策略让这些帝国撑过19世纪。这和全球史关注民族国家及殖民地的思路可以对照。
早期近代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与之前几个世纪有一点很大的区别：俄罗斯的扩张遇到了其他列强的明显反应。欧亚中间地带和世界政治格局联系了起来。
作者认为，20C前期，欧亚中间地带的统治者还试图加强帝国统治，但后来放弃了对帝国统治的捍卫，转而推行新制度，对抗拒帝国统治的精英们传播西方政治、社会思想。
本书把一些欧洲和美国常见的国家建构的想法推广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差异性。中国和其他几个帝国就不一样，没有产生数个多民族国家。王国斌觉得中国转型为单一主权国家，要归因于早期近代的国家构建形态。某些特征在后来的西欧典型案例中重演，如整个官僚机制，一些社会、文化、经济政策等。这些早期近代的中国实践，形成了一个政治体，其幅员之辽阔，欧洲只有到了20世纪后期构建欧盟时才能相提并论。
希望全球史研究者更多关注二战后的经济变迁。
希望大家多关注“自上而下”（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普通人的经济诉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关系如何和国外经济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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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蔡伟杰博士提供第五本书的参考译名。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