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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Kuhn, Philip A.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5, 257–98.
自治长期被看作是军阀、买办及贪官污吏黑暗政局的遮羞布，代表了“All evils at the age”。本文是对这个过程的重新审视，以自治考察地方社会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和民主无关，民主是被强加到自治运动智商的heterogeneous body。
几个重要定义
控制：国家官僚体系确保自己在社会资源中的配额；国家官僚体系在自己的观念中的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自治：社会团体运用自己的人、通过自己的程序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范围/领域的能力，不是独立于政权之外。
动员：能产生、规制现代国家社会能量更强张力的技巧，及由此技巧产生的公共回应。是控制-自治互动的一种转化，亦是晚清民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观念上的媒介。
晚清政治思想家的求索
控制-自治互动模式运转不灵，寻求改良。晚清提出来两种办法。
晚清时期，这些问题的讨论基础：同基层社会链接的官府是县，县下由无官僚的自治组织进行治理，焦点在于如何实践安全（secure）与税收（taxation）。
为此，控制-自治的互动格局产生。理想模式：Local people doing necessary works for themselves, 作为官府的附加物。县下组织单元保甲、里甲等，其性质相当模糊，往往超出本身结构上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控制与自治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在乡约的基础上达成国家agent和地方之object的统一。同时还不能忽视宗族在地方活动中的复杂角色。但这一套并未实现。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是由于政府孱弱，主客官员难于调处：官员因回避制而不能主宰家乡，地方权力落入吏役手中。
另一思路为重建封建制。顾炎武、冯桂芬两人试图结合集权与封建。冯桂芬的理论来自保甲，以为正式官僚的权力不能及于乡村。经世学者出于对地方精英攫取权力、独霸基层的恐惧而试图构建一个框架。经世和封建产生了结合。冯桂芬之后，郑观应、黄遵宪等陆续提出“释放民力”，将动员摆上桌面。这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继而康有为倡公羊三代之说，从广东团局制度中得到灵感，将地方自治比为封建。但康有为对团局制度也不满意，认为这些组织没有选举机制，也没有章程，被权势、富人家族把持，故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孔飞力因而认为不可高估康有为筹划的可行性。
民国的尝试
晚清将地方精英权力正规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失败了。宪政未能实现，劣绅、军阀和政客把持政权，权力斗争无休无止，没有一个良好运转的体系。历经袁世凯和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动员与自治的争论和尝试一直在进行。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了一个自治的模式，但有所实践的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模式。阎锡山模式仍是控制-自治互动，官府的成分多一些，本质上是保守的官治。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在维持《建国大纲》框架、利用山西经验的状况下推广动员模式，但地方选举未及举行便在清乡、剿匪的军事活动中无限期搁置了。
结论
控制-自治模式及动员手段一路流传，在最后进入了国民党政治理论。1927年的局面是，传统的控制-自治关系已不复存在，自治变成官僚的扩张，但很明显这毫无希望。未经训练的精英主持地方自治，只是支配阶级对地方压榨的通行证。农村基层精英一再被摒弃：晚清官职猥滥导致入仕壅滞，废科举令绅衿上升通道堵塞，新政时期自治前景黯淡，革命后传统势力依旧，国民党被城市精英把持，最后被土改终结。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