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

如果你学过一些清史，读过一些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书，那么你想必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关于奏折制度起源及其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大致由以下的几个论点组成：

• 奏折制度源于臣子在外给皇帝请安时缮写的“请安折”，是满洲奴仆给主子请安的习俗的一部分；
• 康熙帝利用请安折这一私人通信的渠道，让外省大臣在缮写“请安折”时顺便奏报地方雨雪粮价、官员贤否与舆论得失，以此作为刺探各地情报的手段。这是奏折制度的前身。
• 雍正帝即位后，扩大了有权缮折奏事的官员的范围，更多地利用奏折来牵制大臣，并且成立军机处以协助处理奏折，最终在雍正、乾隆之际形成了奏折制度。
• 皇帝阅览奏折后，以朱笔批示，称为朱批奏折，保存于宫内。
• 奏折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私人通信，这种私人属性令君臣之间可以表达一些不方便形诸正式公文的内情和苦衷，另一方面也能够展示君主的私恩，加强臣子对君主的个人效忠，便于君主实施权术。
• 奏折制度出现后，清朝政府变为内外隔绝的两个体系。外部体系的文书是题本，对应中枢机构是内阁；内部体系的文书是奏折，对应中枢机构是军机处。两套体系彼此隔离，内阁不能获知奏折的内容。这是奏折制度的第二个优势：有助于保密。

作为一个神话，此一历史叙事非常之完整，而且具有明显的特征性，经常被认为是清朝国家制度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页。不仅很多历史教材采信了上述说法，历史以外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也大都将上述叙事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理论之中。相信各位读者如果通过一些渠道自己学习过一些清史知识，肯定也都能理解这一叙事所得出的结论：君臣之间缔结超越公务管辖关系的私人纽带，基于这种关系进行私密通信，有助于君主权力的运使，也能在威权统治的国家制度之中为磋商提供一种渠道，有利于不便公开会议政务的统治者作出明智的决策。甚至还有清史爱好者以此为据去对电视剧、通俗史学写作中“奏折”的使用方式作纠谬。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神话，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请安折对奏折制度的出现的确有重要影响——但它又是一个过于自满的宣言。这是因为，奏折制度的起源并不仅有请安折一途。许多史料都显示出在“请安折”以外的“奏折”实体，这里列举几种常见的线索。

• 奏折二字在清代史料中最早露面，源于《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七日的一道上谕：“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其外省所送通政使司题本及在京各官本章，仍照旧送通政使司，转送内院。”显然此处的“奏折”二字和上述神话并不相合。此时尚是顺治年间，与康熙帝首创密折奏事之说相悖，此其一；这条史料明确声称奏折进呈例送内院，与奏折制度起源神话之中奏折皆直达御前、不经外朝的说法，也是相悖的，此其二。这条史料到底怎么解释，争议性很大，但已经足以为奏折制度起源神话蒙上一层阴影。
• 雍正帝上台后十余日即命内外臣工“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并未声明奏折应用何等格式，然而今日所见，雍正元年正月诸臣所进奏折行款等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当时内外大臣对奏折这一文书的形态已有共识。如果奏折在康熙朝真属机密文书，外人不得知晓，那么臣工不可能在雍正帝即位后瞬间明白什么是“奏折”，更不可能格式一致。
• 在康熙时期，明显有一部分奏折并不是由各省亲信秘密提交的，而是光明正大地在政府各机构之间传阅。例如康熙二十一年某日《起居注》载有“兵部官员进奏议政王、大臣会同定议行猎纪律折子”，这件折子明显是很多在京官员经手并由外朝部院处理过的，内容也不是请安。
• 甚至如康熙四十五年某日《起居注》载：

上出一折授大学士等曰：“设立税课盐差者，原所以足国用，利民生也。今广东盐差之事紊乱已极，出差御史并不思完纳正额课饷，但以私囊为急，横行侵克，至干正饷缺额，而商人亦困矣。如历年出差御史，果每年捐己所得一二万两，补偿其事，亦不至此极也。朕细筹之。朕有一折，开盐政数款。是折，尔等可阅之，并将九卿所议发与巡抚范时崇。”

这则史料中的“朕有一折”是由皇帝发给大学士的。若坚持奏折起源于请安折，岂非皇帝要向大学士请安？

• 我们不妨想想看，如果奏折制度起源神话成立，那么奏折的进奏人应该只有各省大员和皇帝亲信的内务府官员。但是事实上，在清代官方史籍之中有所著录的很多奏折都是由在京衙门所奏，不是私人通信。例如雍正九年八月十一日《起居注》就载有吏部所奏“一折”。各部官员在京为何要写折请安，已属乖谬；而且这些奏折的具奏人均是整个衙门，并非堂官自己——衙门不是人，如何能请安？不合常理。
•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实体的“奏折”，也就是现存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的奏折原件，会发现更多和神话相违背之处。例如，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批奏折”档案之外，内务府、宗人府档案之中都有看起来和奏折基本一致之物，而且档案著录者也会称之为奏折。这些奏折都不是保存于宫内的。
• 内阁是否对奏折一无所知，看起来也并不确定——内阁档案中的外纪簿就是专门记载由军机处发交奏折的档册，“中研院”藏内阁大库档案中也包含有不少奏折实物。这两个体系的隔离没有那么绝对。

这些都是与奏折制度起源神话相悖的事实。目前已经有数种解释，其中最全面的是郭成康（任青）所提出的解读，即奏折制度应该有多种起源：请安折、京官奏本和部院简单议覆文书三种都可以被称为“折”的文书，共同构成了后来的奏折。然而郭先生的这一论断，目前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通史性质的读物会采用，仍然停留在《清史研究》多年前某一篇没什么人引用的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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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其实没多大，我想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也会觉得很矫情——请安折即便不是奏折制度唯一的起源，它本身仍然能说明奏折制度作为私人通讯时的特性。我在这里想要展示的是清史学习和研究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通史著作中的历史叙事、专题研究反映的历史事实和实体文书所展示的历史文本，三者经常是彼此不相干的三件事。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想要了解清史，应该看什么书。我每次都会想要回答（尽管最后一般不会说这么KY的话）：目前不存在任何一种书能让你了解清史。推荐一种通史知识性读物，这种“行为”本身在历史学之中就是主流叙事的一部分：让人推荐魏晋南北朝史读物，那么答案几乎一定是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推荐清史读物，那么结果基本也一定是《简明清史》《清代通史》《清史讲义》。除此之外，得到任何的答案，都会暗示荐书人可能偏离了主流叙事。然而作出一个符合主流叙事的答案，并不意味着这个答案真的很好。如果要以通史读物来作为了解清史的必读书，那么读者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纵深性质的专题研究，和作为研究素材的史料文本，很可能和他们“了解”的“清史”没多大关系；对于一些有心向学、但又没有很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学术脉络的人而言，这无疑是很令人厌倦的。

我非常羡慕研究宋代以前的中国史的学人，他们的时代领域里，基本都能找出既能介绍一朝历史事实，又能表现出相当的洞见，为这个领域给出研究的典范，还能提示重要史料、令读者直面史料文本作出深度思考的优秀著作，也就是能够实现通史、专题研究和史料入门的三合一。而清史就不具备这种好的著作。这当然一部分是归因于清史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完成学科正规化，也就是积淀不足，但还有很多具体的原因。例如清史研究并不完全依赖来自史书中的论断句，而且史料数量过于庞大，枝蔓较多，等等。

正如前面所显示，通史中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叙事，专题研究中关于多种起源的梳理，以及实际史料文本中的扦格——例如顺治十三年的“奏折”，虽然字面上是“奏折”两个字，但它肯定不是后来的“奏折”——读者必须要同时接受这彼此矛盾的三者，这对读者的思辨能力未免要求过高。即便有历史学功底的人也未必能做到——中国古代史大多数研究者早已习惯了三合一的研究范式，尤其是会坚执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对于很多人而言，史料文本及其著录可以根据研究者的洞见而选择性地纳入（或者不纳入）解释体系之中，这种看法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怪现象。符合主流叙事的清史读物，当然是了解清代历史事件的必经之路，但读完了它，你却未必能对清朝历史，特别是它较为贴近历史场景的一面，产生多少本真性的认识；想要去深入了解清史，系统的培养方式，必须是通史（了解大事）、专题研究（学习具体知识，模仿研究思路）和史料学三驾马车一起推进。说实话，这种要求连研究生都未必能满足，遑论一般爱好者。作为中国古代史各朝代研究之中学科正规化最晚的朝代，清史的发展尚属稚嫩，想要和树大根深的古代史其他朝代比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反过来而言，或许我们对于史识不错、史料解读有些无伤大雅的不足，或是史料搜集得很全，但结论看起来和主流叙事有些违背的研究，也不妨宽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