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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昨天夜里忙活到十点多，终于把北大史学论坛的投稿给写完了。其实算下来和之前的版本相比改动并不大，基本就是补了雍正朝的数据。以前设想中要实现的部分，一个也没弄出来。于是这篇投稿仍然是半残的面貌就见人了，说到底也只是v1.00变成了v1.01，距离心目中的那个v2还差得远。
这篇文章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很有野心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事实，其实与史源是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事实，它在通过史料被表述、被“产生”时，其实要表达的核心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当然，从理论上讲，一个被表述的事实，它总归是事实的一种体现，不同史源出来仅有真实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真实的层面上去看，会发现这个状态实在太理想了。官方的文本反映的只有官方视野下的真实，士大夫文本反映的也只有士大夫眼中的世界。离开了这个层面，历史事实就被扭曲了。例如，官方文书上记载某衙门里的一个书办，名字虽然多年不变，但对应的人可能已经变成了原先那个人的兄弟甚至子孙。这种情况在清代肯定不少。这种历史事实，如果仅从官方的文书出发，显然会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
因而如果我们基于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史料，什么样的研究最符合它的历史时空？当然是京官升降了。京官的升降，吏部皆得过问，不会出现题调之类的情况。而且吏部的各类文书记载，应该会很完整。这是唯一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与其所在历史时空契合度几乎完美的情况。此外，同年录等文献，也忠实记载了科举人物的名单。二者结合的结果，便是翰林升降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我对这个研究充满了信心，因为它在史源上是非常坚实的。我排除了士大夫在碑传文集中对时人升转经历的描述，因为它们的史源不是吏部文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这个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基于国史馆传稿和清实录，收集翰林官中所有有记录的升转过程，计算相关参数与整体情况。
2. 基于吏科史书，收集有翰林官参与的升转过程，通过相关人员的条件，计算翰林官自身参数与成功升转之间的关系。
3. 基于履历档，检验1的结果是否准确，并计算皇帝评价与官员日后升迁情况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部分，第1已经完成了一半，还差族群因素、籍贯因素、样本与整体的关系三个问题没有确定。2和3更只开了个头。
希望这个大坑有朝一日能填上。其中的历史事实可能几句话就能说完，但它将会成为（我以为的）一项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所列出的内朝官包括：
尚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此姑且不论。要之，汉代诸内朝官，其起源多来自宫廷之中供侍从的低级官员。这些官员要么是郎官的加官，要么可以由郎官升迁而来，地位普遍高于一般的郎官。郎官多是执戟宫门，行使一个人形兵器的职能，而这些内朝官的行政功能就大多了。以此估测，应该是由郎官在宫禁这样一个场景中的“存在”，进一步赋予它一种“出入”、“对谈”的权力，进而发展出行政上的功能。这也符合权等共同增加的官僚政治规律。
内朝官来自郎官，但它们仍然不脱君主侍从的特色。这一点在侍中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可以和阉人一起入直禁中，负责宫廷之中的日常琐事，为君主作私人服务。至于诸吏和散骑，乘舆、从骑，看似是一种仪仗的体现，但是在早期国家中，仪式表征着权力关系，而仪式中的位置，恰恰表明了人的从属关系。作为天子私人的仪仗，其与天子私人的亲密关系，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汉代的内朝官来自郎官，保持与君主的私人性质，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以看到，所谓内朝的出现，其根源并不完全是一种行政上的优化，而是来自君主个人人身依附关系与权力的转换。权力的分裂、充足过程，其实是在人身依附的层面上循环。这比秦孝公以降的，淡化对君主的人身依附，主张权力行政化的文吏政治，其实是大幅倒退了。
由于内朝官的出现，战国后期出现的行政组织发展过程其实被中断了。内朝逐渐成为了权力的核心，而刚刚开始分化的丞相、御史大夫、内史等机关都开始沦为办事机构。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政组织的发展，集中于散骑常侍等由内朝官发育而来的散官。由于这些散官名目众多、与君主关系不一、权责复杂，因而其整理、消化时间也特别长。这些官员与君主的关系，比汉朝其实是要松一些的。诚然东省和西省官员都需要入直禁中，但是他们本身的品级属性已很明显，个人地位已经有一定保证，并不依赖君主的青睐而存在。而且他们很多人也是出自门阀士族，不是汉代的寒士。
到了唐代，散官演变为散阶，基本完全成为个人地位的符号，与君主的私人属性脱钩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君主的私人僚属，这个属性开始向文学类官员中渗透。比较明显的便是翰林学士由一个皇帝文书写作的执行部门，渐渐走向内朝，变成一个带有政治属性的官员。
翰林机构的内廷化，这是一个唐宋明清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到清代，翰林官凭借南书房，其地位与汉代的内朝官颇多类似。南书房官员乘间进言，在康熙前期一度能左右君主好恶。但是由于雍正时期的查嗣庭事件以及乾隆前期的杭世骏事件，翰林官在内廷的政治作用开始急剧下降，再次变为一个执行机构。至此，带有君主私人属性的内朝，就此告终。
无论是宋代的枢密院，清代的军机处，本质上都是行政机构，而不是君主的私人机构。一个证据便是，军机大臣每天入直，只负责承问拟旨，不曾参与君主的个人生活，更不会给君主充当私人事务的仆人。军机章京虽然地位不高，但也不会替皇帝充当仪仗。因此他们的属性是高度行政化的，与汉代不能一概而论。
整体而言，内朝官与君主私人关系脱钩，无疑是政治制度理性化的里程碑。这意味着基于官僚制的政府逐渐成熟，与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为与现代政治对接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演变事实上没有解决君主如何运使权力的问题，因此在清末，西太后最终还是要依靠一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小团体来保证御前会议的结论一定对自己有利。这种关系最后葬送了清王朝。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