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盛清时期,皇帝权威无人可以挑战,雍正帝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与朝廷体面是一致的。清朝国家塑造的皇帝形象非常单一,一般都会将皇帝描述为“勤政有为”的“圣明之君”,是一种绝对权威的化身。雍正帝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清王朝的官修史书,《清世宗实录》在结尾评价雍正帝为:“以圣神文武之资,际累洽重熙之盛,膏泽浃于八埏,声教孚于万国。纪纲整饬而实本乎宽仁,法度严明而悉原于慈爱。运一心之经画,垂百世之规型。”今人看来,这种“评价”颇近空洞谀词,实则这是清王朝对这位“世宗宪皇帝”的一贯态度。

在这种脸谱化的形象之外,皇帝对自己的面貌另有一重看法,即继位以前韬光养晦的“闲人”皇子。近人杨春君曾经考出雍正帝在诗文及颁发上谕中对自己皇子生活的概括:“位列亲藩,寝门定省之余,无他事事”,“生平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随境养和”。在雍正帝自述中,他每日“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而犹好阅读经史典故与名人诗文,所谓“不好放逸身心,批阅经史之余,旁及百家小集”,总之“究其所以优游恬适,得四十余年为一闲人”。

这种“闲人”的形象,归根结底与政治大环境密不可分。雍正帝即位后,一直声称自己先前无意于皇位,安分守己,不与外臣交接,“光明正大,不立党援”,“坦怀接物,无猜无疑”,以此显示自己与皇八子胤禩等交结朋党、制造声势之人有高下之分,故得康熙帝青睐,得承末命、继位为君,从而论证自己在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中的合法性。而“闲人”形象,无疑与这一政治斗争的背景高度契合,是雍正帝自我粉饰的一种手段。当胤禩等皇子朋党陆续剪除以后,这种形象的影响力便渐渐减弱了;今人只能从前述诗文以及《雍正帝行乐图》等绘画中得窥皇帝曾经有过的这一面孔。

当然,无论是“圣明有道之君”还是“闲人”,都仅是清朝官方所塑造的形象,民间传说之中对这位皇帝的看法就复杂多了。雍正帝在位期间屡兴诏狱,打击其他皇子及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等朋党势力,又追查全国仓库亏空,康熙后期任职各处的官员多有被查抄家产者。这些遭受打击的人,或家产破败,或身罹重罪,或流放远方,对雍正帝有着巨大的不满情绪,乐于传播对这位君主不利的言论。这些言论逐渐合流,形成了民间秘密流传的一种对雍正帝个人形象的议论,亦即认为雍正帝是一位“暴君”。

“暴君”印象,在雍正帝在位期间就已形成。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秀才曾静遣人投书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起兵谋反,事泄,书信为雍正帝所得。该信总结了当时民间流传关于这位皇帝的种种传说,认定雍正帝是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于一身的暴君。这是雍正帝负面形象在18世纪的反映。

不过,雍正帝“暴君”形象,主要还是在他去世近二百年后才得到展现。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日甚,清政府软弱无能,统治日渐衰弱,基于“排满”思想的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兴起;而排满思潮在历史写作上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浓墨重彩地讲述历史上清朝皇帝的秽闻。到了民国初年,排满思想已经没有政治上的压力,这些观点不无偏颇的历史读物得以公开流通,进而形塑了一代人对清朝皇帝们的印象。

这些读物大多刻意强调雍正帝篡位滥杀等事,以此展示这位皇帝“残忍”的一面,也就是凸显他的暴君形象。例如《清代外史》之中述及雍正一朝史事,声称胤禛窃诏改篡、侦伺群臣、设“血滴子”诛杀不服、纵容僧道秽乱宫闱,卒死于吕四娘之手。再如《清朝野史大观》中花了很长的篇幅,绘声绘色地讲述雍正帝“谋夺大位,计陷储君,惧昆弟之不甘服,欲尽杀之以灭口”,乃将兄弟缚手足,“出药粉一小瓶,色白如雪,迫令吞之”,然后碎尸置诸一甕,尸体化成“紫黑水”云云。十分明显的是,这些事迹多属消闲说部,妄诞显然,但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严肃历史读物之中;相反,雍正朝有许多远比这些宫闱秘闻重要的国家大事,这些读物中则只字不提。在这里,“暴君”形象是排满思想的伴生品,但却因为带有排满色彩的清史读物的流行而广为人知。

“暴君”形象,因其应和了清朝灭亡以后近代国家构建的时代需求,而得到了承认。20世纪中叶,几种中国通史的教科书陆续纂成,作者仍将“暴君”的观点采择入书。雍正帝的“暴君”形象就此在历史叙事中定格,进而在建国后的历史课堂上得到了讲授。

雍正帝形象的第三次塑造,则源于1980年代以降清史研究的日益发展,以及《雍正皇帝》等小说和电视剧的推出

改革开放以后,清史学科逐渐正规化,研究成果不断推进,人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日趋全面,对雍正帝这位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与作为有了更翔实的了解。特别是《清实录》、《清史稿》等清代史料典籍陆续出版,再加上清代档案的披露,为清史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1980年代以后,涌现了一批由历史学者撰写的雍正帝传记或人物研究,如冯尔康的《雍正传》、美国学者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等。这些研究指出了雍正帝在人事管理、密折制度、边疆政策上的作为,展现了皇帝博采众议,在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大胆进行吏治与财政改革,基本上体现了皇帝“改革者”的正面形象。

1992年,二月河完成了他最有名的小说之一《雍正皇帝》,在这部小说之中,作者调和了“暴君”与“有道之君”两种极端形象之间的矛盾。二月河并未否认雍正帝人格之中有着铁石心肠的一面,但他把这种铁石心肠巧妙地嵌入到了皇帝展现权术手腕的叙述之中,让“暴君”特质变为“有道之君”为了不给政敌反对借口,推行改革措施、改善民生困苦问题而“不得已”的手段。

在《雕弓天狼》第七回之中,雍正帝对顺天府亏空案件作出了大量的严厉批示,如“此人寿限长着呢,不要怕他自杀”等,无疑是展现了皇帝刻薄的一面。但第二十九回之中,借允祥之口,作者安排雍正帝对“强盗皇帝”的指责作出了自辩:“朕何尝不知道维持好这些兄弟,君臣父子兄弟雍雍穆穆揖让谦和些儿,朕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些儿?但你须明白,孟子讲‘民为贵’,其实是提醒君主,不要把百姓惹翻了!如今这积弊堆如山积,说到根子,是官吏不遵王教,不干老百姓什么事。不压一压这些贪墨的污吏,不整治一下鱼肉乡里的豪绅——这些个封豕长蛇,城狐社鼠在下头,‘替朝廷’激民变……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就搅得局面稀烂!”这样,皇帝对大臣们的刻薄,反而变成了皇帝大公至诚,整饬吏治,解纾民困,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的烘托。

由《雍正皇帝》改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新形象的影响力。二月河的原著之中,述及雍正帝尚不乏“狞笑”、“冷笑”等带有较强负面含义的词;而电视剧之中,编剧对台词作出了较多打磨,磨去了原文之中较为尖锐的描写。加上唐国强在表演当中,将玩弄权术的威权人格,转化为皇帝因疲劳、烦躁而“不得已”的难处,令小说之中残留不多的“暴君”形象,也趋于淡化。

诚然,《雍正皇帝》及其改编电视剧,从许多角度都未必符合史实。然而可以看到,这一文学作品建立在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上,与学术研究的脉络是一致的。这样,“暴君”的形象,便就此让位;而一个亲民、知民疾苦、有魄力、有抱负的铁腕改革者,则取代了“暴君”,成为雍正帝最为广为人知的历史印象,历二十年至今。

从圣明贤君、闲人到“暴君”,再到“改革者”,雍正帝的形象一再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历史书写的重心在官方、民间、知识分子与小说家之间游走。只有正确认识历史书写的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史实,准确地理解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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