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大的清代档案史料学案例

这几天在审一些很麻烦的清史方面的稿子,主要的工作就是核对脚注的引文。具体什么稿子你们不要问,我也不要说,总之你们知道它错误率很高就是了。

不太偏门的清史文章,最常见的引文错误,大概就是“抄了实录还要掩饰”了。《清实录》是清史研究者最常用的一种史料,它的优点非常明显:成书过程明晰,体例较为统一,版本争议极小,内容基本有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有错误率较低的文本识别版,直接复制粘贴即可引用,较为便利。然而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文章引文只有这一种出处,看起来好像作者光复制粘贴了,没有凸显出作者旁征博引、见多识广的气象。于是很多作者便要加以掩饰:虽然引文仍是复制自《清实录》word版,但脚注不写《清实录》,而用一些同源或者近源史料,如《起居注》、《上谕档》、奏折等。从史料学上讲,这样代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行。然而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则非常复杂,不同史料之间经常出现文字的些微差异。更麻烦的是,有时候虽然是同源/近源史料,但偏偏就是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候如果作者不加核对,审稿人就痛苦了。刚刚经历了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大概就属这类。在此略加描述,权当一笑。

我手里这篇稿子有一句间接引语:“(乾隆六十年)九月,署闽浙总督长麟查明浦霖索要盐规二万两。”后加脚注,标明出处是“录副奏折,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七日长麟、魁伦折”。如果我们采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看到,该日以长麟、魁伦为责任人,有两件录副奏折比较接近这一内容。其一为奏报审讯解任官员林棻的情况,其一为奏报近期各案办理情况。然而这两件奏折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同大多数录副奏折一样,军机处负责誊录的官员知道这些折件副本没有人会看,于是抄得特别潦草,几乎无法阅读。

然而如果我们把浦霖的名字放入《清高宗实录》的文本识别中检索,便会对这条引文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原来,在《清高宗实录》卷1486,乾隆六十年九月乙卯,乾隆帝有一上谕,称长麟等人奏报了浦霖收受盐规的事情。这是盐规之事第一次在《实录》中出现。按理来讲,此类奏折叙述案件调查情况,绝不会只报告一个人、一个数字就完事,肯定会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如中间人姓名、渠道等)。而这条间接引文对浦霖的事情概括得如此简略,几乎去掉了一切细节,这很不符合一般著史的常理。因而基本可以推知,引文作者多半没有看到原折,而是抄了《实录》。至于奏折云云,很可能是作者为了掩饰抄《实录》的行为而随手写上去的。事实上,经过非常吃力的阅读,上述两件录副奏折里都没有谈到浦霖勒索盐规的事情。

一般的审读,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清高宗实录》完全可以作为一条正确的引文出处。然而这次的审稿要求很奇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请不要增加引用《清实录》的次数。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我也不要说,总之甲方有这个需求。看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出处了。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长麟等人是什么时候奏报浦霖收受盐规这件事情的。乾隆帝上谕中没提时间,但看来这件事肯定发生在乾隆六十年九月乙卯以前。于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当然就是去查阅奏折。不幸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奏折(已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的名义刊行)的乾隆六十年部分残缺严重,整个九月份的奏折都没有。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中,两人的折件数量相当多,地毯式搜索的难度较大。(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数据库特别卡,读档速度远低于刊本。)

不过我们此时尚有另一渠道还可以一试。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曾以很多名义刊行过一些。有一套书叫做《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针对乾隆朝几件重大贪污案件刊发了一些相关档案。其中恰好就有伍拉纳、浦霖的贪污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套书。该书中九月及更早的档案大约有20件,其中大多为查抄记录,可以尽情忽略。于是在剔除了很多明显无关的档案后,我们终于在该书第4册找到了几件相近的档案,并基本不太费力地找到了长麟等人的原折(3461-3463页)。该折是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不是“九月七日”,从其中详述如何得知浦霖收受盐规的情况来看,该折毫无疑问是这件事情第一次进入到政府文书的范围内。《清实录》中乾隆帝援引的长麟奏折,如果不出很大的意外,那么应该就是这一条。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脚注究竟该改成上面这个已刊档案呢,还是该改成清史编纂委员会数据库里的档案?根据具文时间,我们重新检索了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发现八月二十五日的这件奏折,已公开的只有录副版本。而《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的影印本,其字迹很工整,尾部的朱批则与正文字体大异,显系皇帝手迹。很明显,这件影印本来自奏折的原件,而非录副。那么引文当然也以这一刊本为是。这一脚注便应该从“录副奏折blablabla”改为“《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4册,3461-3463页。”Case Closed。

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是不错的清代史料学运用的案例,涉及了近源史料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常见的“糊弄事儿”行为——原稿作者显然只是看到了《实录》里的“九月”(《实录》的日期用干支标注,故而如果不专门查,一般人都只会对月份敏感),就随便把录副奏折里一个九月的奏折日期抄过来凑数。当然,虽然这个过程觉得有所学益,但我还是希望剩下的稿子不要再这么教我做人了。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当年听罗新老师课的时候就隐约意识到这位老师的路数大概不是历史学主流路线,果然,后来基本没见过任何一个搞民族史的学者,会一上来就推荐《游牧者的抉择》给学生看。上课的时候他也不会照本宣科,基础知识几乎一概不讲,直接跳到某个问题的前沿议题,连解释带评论,下面的学生如果基础稍差,或者理解力稍微低一点儿,就会一头雾水。毕业多年,偶然间得到了罗新老师《中古北族名号考》的电子版,才第一次读到他比较系统的研究。

这本书可以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可汗”这种名号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探讨“单于”这种名号。第三部分探讨北魏时期“拓跋”、“直勤”两个名号的产生。第四部分考辑柔然官制。第五部分讨论高句丽的兄系官职名号。第六部分讨论阙特勤、暾欲谷碑文。第七部分讨论皇帝尊号的起源。基本方法都是类似的:依赖汉文与突厥语等中古北族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如语词听记的异同等),考察各种官职名号的发展历程。其核心论题是,考察内陆亚洲诸政权与汉文化背景下政治体之间政治制度的交互。

本书在研究中采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官号与官职分开。罗新认为,政治制度在比较原始的时代,先出现的是美称性质的“官号”;在政治制度发育过程中,具有类似官号的人逐渐增多,人员流动促成了官号变为职能指向的“官职”。继而可能有更多的美称缀于官职上,形成新一轮的官号,进而又为下一轮官职的演变揭开序幕。这一现象,在中古北族名号中颇为常见,例如可汗号本是对个人的美称,由于称某某可汗者太多,反而令可汗成为了类似官职的名号。此一视角当不限于中古时期,清之巴图鲁、比忒赫等,均与此有莫大关系。甚至也可以不限于美称——凡是用于称人的名号,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可能会变成一个官职。例如“尚书”一官,“尚”本有主掌之意,而后又有“尚书令”缀以另一表示主掌的“令”字,盖因“尚书”成一固定官职,其“尚”字已失去意义,必须加一“令”以示更高主掌。凡是试图翻译过古代官名为英文者,当不乏此类一般的经历。今人以“北京西站南广场东街”为笑,亦犹此理。甚至官职亦可进一步演化,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秘书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直勤”名号的产生,对于理解古代历史,多有助益。历史上如同“直勤”名号一样,标称原始政治制度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时在位领袖子孙的名号,尚有数个。例如清代以觉罗名号冠称塔克世之旁支子孙,关于这一制度,清史研究者往往仅仅当成一件制度建设而放过。但从“直勤”名号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此类官号的产生,往往是政治体发育过程中的重要关卡。道武帝以直勤名号冠称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子孙,与皇太极启用觉罗,二者颇可类比。这一点,“新清史”学者尚未关注。然而北魏经历了通过孝文帝改革而重定宗族之制、废除直勤的过程,而觉罗制度则终清朝不废,其间关节,亦多可玩味。

本书第五部分讨论“阿干”官号的产生和演进,是全书读来最轻松搞笑的一节。原来“××哥”在东北亚/内亚文化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是一类官号。

而罗新老师写作时,对于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听译的转写、汉文史料传抄中的舛误,多有想象,整体结论恐怕难以服众,特别是难以令很多突厥语专家信服。这一点已有书评提出了批评。故而则本书更多的是让读者在了解其分论点时对历史进行思考,而并未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整体来讲本书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对于不熟悉突厥语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很多论述比较乏味,可以大段跳过。建议关注中国古代官制(特别是了解官制研究前沿)的读者不要错过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