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2017年7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友人在某社交网站的分享于2021年11月09日被删除。为避免将来一旦文章下线，无法查证，特将正文内容转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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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继续阅读“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涉及的文献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Hegel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罗友枝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继续阅读“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