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本文最早发表于2017年7月9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友人在某社交网站的分享于2021年11月09日被删除。为避免将来一旦文章下线，无法查证，特将正文内容转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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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上、下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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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字有改动。
作者黄梅，1976年生，历史学博士，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地址：云南省文山州学府路66号，邮编663000。
摘要：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本文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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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7月1日，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欧亚古典学系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6月30日上午9时，“第四届清朝与内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内亚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往学者把清史研究的范围多限制在中国内地或中原王朝，但内亚史也是清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内亚地区在清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加准确地再现清代历史。此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回顾了前三届会议举办历程。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3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清代多族群文化交流”等9个研究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
1．朝贡贸易与异域风土研究
台北大学历史学系林士铉副教授以“乾隆朝清准关系的重构——《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与准噶尔来使仪注”为题，讲述了《准噶尔贡马图》的绘制由来，探讨了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臣的仪注内容是否确实进行过该图卷所呈现的贡马仪式，并进一步揭示了该图卷背后所反映的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变化及汉文文献未载的原由。
早稻田大学中央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小松原友里研究员展示了廓尔喀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贡象活动，通过考察廓尔喀贡象与清朝驯象所之间建立的联系，分析了贡象的方式及其历史意义，以及驻藏大臣在清廓信息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阐明了清朝中央、廓尔喀和西藏之间的政治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年旭以福州开港与琉球馆为中心，探讨了鸦片战争背景下清、英双方在福州开港、领事馆选址等事件中的博弈，以及琉球自身的应对策略，展现出藩属体制内部的互动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闶在对满文地理志文献《喀木地方一统志》进行全文转写、翻译的基础上，考察了该书与《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的关系。他认为，该书成书背景与康熙朝清廷经略西藏密切相关，将该书与《皇舆全览图》相结合可以构成康熙中后期清廷对喀木地理情形认知的完整图景，对研究康区历史地理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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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卫国（国家方志馆研究员）
2018-09-01 11:24 来源：澎湃新闻
一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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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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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