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列出的内朝官包括：
- 侍中：“日侍左右”
- 特点：与天子生活密切相关。
- 与宦官一同得入禁中。
- 是士人。
- 与郎官的区别？也有一些中郎将加侍中。
- 左右曹：“日上朝谒”
- 仅是朝谒，低于侍中。
- 是士人
- 与郎的关系：似乎很多郎都加此官。霍光“以郎稍迁诸曹、侍中”，看来这是对特殊的郎的奖励。
- 诸吏：“侍从驰驱”，但后来只加给参与谋划政治的大臣身上
- 加到九卿将军以上者
- 散骑：“骑马并乘舆车”
- 多为谏大夫以上至于九卿
- 存在从骑郎->武骑常侍->散骑地位逐渐提高的序列
- 常侍
- 省尚书事。至东汉全用阉人。东汉末期阉人被大量屠杀，曹魏变为散骑常侍
- 也是出入禁中的官员。
- 给事中
- 日上朝谒，平尚书事。
- 有时加给郎官。
- 此官从一开始就加给谋划政事者，不加给侍从者。有实际职任，故有诸吏左右曹再加给事中的。
- 尚书
尚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此姑且不论。要之，汉代诸内朝官，其起源多来自宫廷之中供侍从的低级官员。这些官员要么是郎官的加官，要么可以由郎官升迁而来，地位普遍高于一般的郎官。郎官多是执戟宫门，行使一个人形兵器的职能，而这些内朝官的行政功能就大多了。以此估测，应该是由郎官在宫禁这样一个场景中的“存在”，进一步赋予它一种“出入”、“对谈”的权力，进而发展出行政上的功能。这也符合权等共同增加的官僚政治规律。
内朝官来自郎官，但它们仍然不脱君主侍从的特色。这一点在侍中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可以和阉人一起入直禁中，负责宫廷之中的日常琐事，为君主作私人服务。至于诸吏和散骑，乘舆、从骑，看似是一种仪仗的体现，但是在早期国家中，仪式表征着权力关系，而仪式中的位置，恰恰表明了人的从属关系。作为天子私人的仪仗，其与天子私人的亲密关系，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汉代的内朝官来自郎官，保持与君主的私人性质，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以看到，所谓内朝的出现，其根源并不完全是一种行政上的优化，而是来自君主个人人身依附关系与权力的转换。权力的分裂、充足过程，其实是在人身依附的层面上循环。这比秦孝公以降的，淡化对君主的人身依附，主张权力行政化的文吏政治，其实是大幅倒退了。
由于内朝官的出现，战国后期出现的行政组织发展过程其实被中断了。内朝逐渐成为了权力的核心，而刚刚开始分化的丞相、御史大夫、内史等机关都开始沦为办事机构。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政组织的发展，集中于散骑常侍等由内朝官发育而来的散官。由于这些散官名目众多、与君主关系不一、权责复杂，因而其整理、消化时间也特别长。这些官员与君主的关系，比汉朝其实是要松一些的。诚然东省和西省官员都需要入直禁中，但是他们本身的品级属性已很明显，个人地位已经有一定保证，并不依赖君主的青睐而存在。而且他们很多人也是出自门阀士族，不是汉代的寒士。
到了唐代，散官演变为散阶，基本完全成为个人地位的符号，与君主的私人属性脱钩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君主的私人僚属，这个属性开始向文学类官员中渗透。比较明显的便是翰林学士由一个皇帝文书写作的执行部门，渐渐走向内朝，变成一个带有政治属性的官员。
翰林机构的内廷化，这是一个唐宋明清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到清代，翰林官凭借南书房，其地位与汉代的内朝官颇多类似。南书房官员乘间进言，在康熙前期一度能左右君主好恶。但是由于雍正时期的查嗣庭事件以及乾隆前期的杭世骏事件，翰林官在内廷的政治作用开始急剧下降，再次变为一个执行机构。至此，带有君主私人属性的内朝，就此告终。
无论是宋代的枢密院，清代的军机处，本质上都是行政机构，而不是君主的私人机构。一个证据便是，军机大臣每天入直，只负责承问拟旨，不曾参与君主的个人生活，更不会给君主充当私人事务的仆人。军机章京虽然地位不高，但也不会替皇帝充当仪仗。因此他们的属性是高度行政化的，与汉代不能一概而论。
整体而言，内朝官与君主私人关系脱钩，无疑是政治制度理性化的里程碑。这意味着基于官僚制的政府逐渐成熟，与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为与现代政治对接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演变事实上没有解决君主如何运使权力的问题，因此在清末，西太后最终还是要依靠一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小团体来保证御前会议的结论一定对自己有利。这种关系最后葬送了清王朝。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