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论文 v1.01版收工,一点心得

昨天夜里忙活到十点多,终于把北大史学论坛的投稿给写完了。其实算下来和之前的版本相比改动并不大,基本就是补了雍正朝的数据。以前设想中要实现的部分,一个也没弄出来。于是这篇投稿仍然是半残的面貌就见人了,说到底也只是v1.00变成了v1.01,距离心目中的那个v2还差得远。

这篇文章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很有野心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事实,其实与史源是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事实,它在通过史料被表述、被“产生”时,其实要表达的核心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当然,从理论上讲,一个被表述的事实,它总归是事实的一种体现,不同史源出来仅有真实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真实的层面上去看,会发现这个状态实在太理想了。官方的文本反映的只有官方视野下的真实,士大夫文本反映的也只有士大夫眼中的世界。离开了这个层面,历史事实就被扭曲了。例如,官方文书上记载某衙门里的一个书办,名字虽然多年不变,但对应的人可能已经变成了原先那个人的兄弟甚至子孙。这种情况在清代肯定不少。这种历史事实,如果仅从官方的文书出发,显然会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

因而如果我们基于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史料,什么样的研究最符合它的历史时空?当然是京官升降了。京官的升降,吏部皆得过问,不会出现题调之类的情况。而且吏部的各类文书记载,应该会很完整。这是唯一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与其所在历史时空契合度几乎完美的情况。此外,同年录等文献,也忠实记载了科举人物的名单。二者结合的结果,便是翰林升降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我对这个研究充满了信心,因为它在史源上是非常坚实的。我排除了士大夫在碑传文集中对时人升转经历的描述,因为它们的史源不是吏部文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这个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基于国史馆传稿和清实录,收集翰林官中所有有记录的升转过程,计算相关参数与整体情况。

2. 基于吏科史书,收集有翰林官参与的升转过程,通过相关人员的条件,计算翰林官自身参数与成功升转之间的关系。

3. 基于履历档,检验1的结果是否准确,并计算皇帝评价与官员日后升迁情况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部分,第1已经完成了一半,还差族群因素、籍贯因素、样本与整体的关系三个问题没有确定。2和3更只开了个头。

希望这个大坑有朝一日能填上。其中的历史事实可能几句话就能说完,但它将会成为(我以为的)一项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论汉代内朝官与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及其影响——劳幹《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读后

所列出的内朝官包括:

  • 侍中:“日侍左右”
    • 特点:与天子生活密切相关。
    • 与宦官一同得入禁中。
    • 是士人。
    • 与郎官的区别?也有一些中郎将加侍中。
  • 左右曹:“日上朝谒”
    • 仅是朝谒,低于侍中。
    • 是士人
    • 与郎的关系:似乎很多郎都加此官。霍光“以郎稍迁诸曹、侍中”,看来这是对特殊的郎的奖励。
  • 诸吏:“侍从驰驱”,但后来只加给参与谋划政治的大臣身上
    • 加到九卿将军以上者
  • 散骑:“骑马并乘舆车”
    • 多为谏大夫以上至于九卿
    • 存在从骑郎->武骑常侍->散骑地位逐渐提高的序列
  • 常侍
    • 省尚书事。至东汉全用阉人。东汉末期阉人被大量屠杀,曹魏变为散骑常侍
    • 也是出入禁中的官员。
  • 给事中
    • 日上朝谒,平尚书事。
    • 有时加给郎官。
    • 此官从一开始就加给谋划政事者,不加给侍从者。有实际职任,故有诸吏左右曹再加给事中的。
  • 尚书

尚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此姑且不论。要之,汉代诸内朝官,其起源多来自宫廷之中供侍从的低级官员。这些官员要么是郎官的加官,要么可以由郎官升迁而来,地位普遍高于一般的郎官。郎官多是执戟宫门,行使一个人形兵器的职能,而这些内朝官的行政功能就大多了。以此估测,应该是由郎官在宫禁这样一个场景中的“存在”,进一步赋予它一种“出入”、“对谈”的权力,进而发展出行政上的功能。这也符合权等共同增加的官僚政治规律。

内朝官来自郎官,但它们仍然不脱君主侍从的特色。这一点在侍中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可以和阉人一起入直禁中,负责宫廷之中的日常琐事,为君主作私人服务。至于诸吏和散骑,乘舆、从骑,看似是一种仪仗的体现,但是在早期国家中,仪式表征着权力关系,而仪式中的位置,恰恰表明了人的从属关系。作为天子私人的仪仗,其与天子私人的亲密关系,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汉代的内朝官来自郎官,保持与君主的私人性质,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以看到,所谓内朝的出现,其根源并不完全是一种行政上的优化,而是来自君主个人人身依附关系与权力的转换。权力的分裂、充足过程,其实是在人身依附的层面上循环。这比秦孝公以降的,淡化对君主的人身依附,主张权力行政化的文吏政治,其实是大幅倒退了。

由于内朝官的出现,战国后期出现的行政组织发展过程其实被中断了。内朝逐渐成为了权力的核心,而刚刚开始分化的丞相、御史大夫、内史等机关都开始沦为办事机构。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政组织的发展,集中于散骑常侍等由内朝官发育而来的散官。由于这些散官名目众多、与君主关系不一、权责复杂,因而其整理、消化时间也特别长。这些官员与君主的关系,比汉朝其实是要松一些的。诚然东省和西省官员都需要入直禁中,但是他们本身的品级属性已很明显,个人地位已经有一定保证,并不依赖君主的青睐而存在。而且他们很多人也是出自门阀士族,不是汉代的寒士。

到了唐代,散官演变为散阶,基本完全成为个人地位的符号,与君主的私人属性脱钩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君主的私人僚属,这个属性开始向文学类官员中渗透。比较明显的便是翰林学士由一个皇帝文书写作的执行部门,渐渐走向内朝,变成一个带有政治属性的官员。

翰林机构的内廷化,这是一个唐宋明清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到清代,翰林官凭借南书房,其地位与汉代的内朝官颇多类似。南书房官员乘间进言,在康熙前期一度能左右君主好恶。但是由于雍正时期的查嗣庭事件以及乾隆前期的杭世骏事件,翰林官在内廷的政治作用开始急剧下降,再次变为一个执行机构。至此,带有君主私人属性的内朝,就此告终。

无论是宋代的枢密院,清代的军机处,本质上都是行政机构,而不是君主的私人机构。一个证据便是,军机大臣每天入直,只负责承问拟旨,不曾参与君主的个人生活,更不会给君主充当私人事务的仆人。军机章京虽然地位不高,但也不会替皇帝充当仪仗。因此他们的属性是高度行政化的,与汉代不能一概而论。

整体而言,内朝官与君主私人关系脱钩,无疑是政治制度理性化的里程碑。这意味着基于官僚制的政府逐渐成熟,与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为与现代政治对接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演变事实上没有解决君主如何运使权力的问题,因此在清末,西太后最终还是要依靠一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小团体来保证御前会议的结论一定对自己有利。这种关系最后葬送了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