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

作者:王敬雅、张一弛

本文发表于2019年05月21日《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栏目

《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姚念慈著,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393页,定价75.00元。

2018年10月,姚念慈先生的新书《定鼎中原之路》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集结了姚先生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家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讨论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先生,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先生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这样严谨的考证作品却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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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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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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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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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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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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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点看法

我的一点看法:钟焓老师的文章,有两点方法论上的错误,背离了本党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宗旨。

其一,唯物史观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割裂地、片面地考察历史,认为历史不应是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而钟焓老师的文章,恰恰是片面地只抓住了几位美国学者个别论文中的局部现象,并不对这些文章的产生背景作深入的调查,寻章摘句,将严肃的史学讨论,变为了整“黑材料”一样的揭短。对于这种事情,本党在历史上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学过党史,心里都应该有数。这些教训是非常痛心的,不应该忘记,更不应该再犯。历史研究应该着眼于大处,胸怀过去,着眼未来,这才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所谓“真实”、将若干碎片式的局部现象扩大为整体。

其二,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党的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党,要有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特别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更应注意团结,化解矛盾。而钟焓老师的文章,并未将矛头对准西方反华势力中最为丧心病狂的一小撮人,反而针对一部分试图打破“停滞论”等西方既有错误史观、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历史的,较为温和的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他们过去的错误。这不仅不利于团结国际友人,也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违背了文化宣传战线的基本要求。

总之,我认为钟焓老师的这两篇文章,是比较不合适的,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新清史”琐谈 || 或曰,普及文章没说到的东西

一直也很少就“新清史”问题系统地写点什么。只是看到了一位友邻今天讲自己的读书体会,才意识到其实这里面有不少事情,在关注“新清史”的人看来可能是常识,但对于没有长期关注的人来讲却比较隐晦。这两年一直在敝机构某讨论课上讲一个报告,普及一点“新清史”知识,就把这个报告中的一些常见小问题写几句吧。

这里说到的“新清史”讨论,经常所指的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而更像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史类话题中出现的“一个名词”。更具体地讲,中国大陆范围内,在很多场合被提到的“新清史”,并非欧立德、克劳斯蕾、濮德培等诸位试图论证、卫周安以书评总结的那个“新清史”,而是一个传播与谈论的符号。它可以在不同人的口中表达完全相反的意思。这便是我在这个报告中一直强调的,“新清史”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传播问题。很少有人试图去理解这个学术领域,它被提及,一般只是一些学者或者“想要表现得像个学者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随手拉来的一个“东西”而已。

1. 知识获取方式对“新清史”讨论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作为学术领域的“新清史”,其主要研究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大陆能较容易获取的,真是寥寥无几。据我所知,专题论文集仅有《清朝的国家认同》一本,专著则仅有《清代宫廷社会史》《满与汉》两本。论文则主要是定宜庄与欧立德合著的一篇。此外,《嘉峪关外》在网上能找到一个电子版的翻译,《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则有台版的扫描PDF。我们能获得的、以中文体现的“新清史”研究,基本可说是仅此而已。以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第一本书仍然是了解“新清史”的最好途径,因为它所附论文大都比较单刀直入,读者无论产生什么印象吧,都至少能知道他们在说啥。
然而事实是,绝大多数人连这么点材料也不看,完全靠道听途说就开始捧/批。基本上如果一个学者把“新清史”简单地同“中国是清朝的一部分”画等号(而不提政治、文化诸问题的复杂性),并由此出发加以“分裂主义”的批判,那么此人很可能就属不读文献的。还有一类学者,不管卫周安书评中广为接受的说法,把“新清史”说成是1980年代以来的整个海外明清史研究,基本是自说自话。
由于知识获取途径并不遵循学术阅读应有的渠道,故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归纳中国对“新清史”的回应,就很难有意义——很可能讨论者自己根本没读过“新清史”,完全是靠酒桌上几句笑谈就贸然发声,而你又怎么知道这几句笑谈反映的是谁的思想?

2. 传播途径对“新清史”讨论的影响
近年(特指2010年以后)对“新清史”的宣讲,呈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正规刊物上很少看到对“新清史”较为系统的讲解,反而是新媒体、自媒体、书评人一直在提个不停。其中固然有不少优质的内容,但泥沙俱下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正规的学术讨论渠道不大见这个话题?又为什么非正规渠道反而很热闹?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新清史”是一个传播问题。它包含了太多让人兴奋的元素:美国学者、对中共历史叙事的微妙疏离感、涉及民族关系、……随便哪一条,都足够抓眼球,构成一个宣传上的“特质”。书评人扯上它可以提高逼格,出版商扯上它可以提高名气,新媒体则更可以装点自己“学贯中西”“独立思考不畏威权”“富有中国情怀”的形象。这跟公知天天提《通往奴役之路》其实是一回事。
更极端的传播途径是某一类网友圈子的口耳相传。据我所知,一部分“皇汉”和一部分“鞑吹”可以同时吹捧“新清史”的正确性。前者的论述是“美国学者已经证明满清为异族,异族就去死吧”,后者的论述是“美国学者已经证明满清不是中国,我们快独立吧”。完全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局面。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传播中的“新清史”当成学术研究,会造成多么可怕的误解。

3. 对话对象的选取
“新清史”的对话对象和中国史学界关系一直不大,所要修正的是美国社科界多年前对18-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停滞、腐朽、落后、铁板一块、全是面目一样的矮个猥琐男子”的错误印象。这个印象直接来自于殖民主义。而“新清史”(如果它真有什么整体回应的话)试图表达的就是18世纪中国军事成功、政治文化多元、经济政策灵活的全新历史印象。
然而这个对话对象在中国的清史学界几乎完全不存在=。=而且大家好像也没有试图了解这个东东的意思。(故而梅尔清老师见到我没多久就拿汉语问:我觉得欧立德他们是在给中国说好话啊,为什么大家这么不高兴?)

4. 关于美国学界眼中的中国学者
美国学者的汉语阅读能力整体来讲是堪忧的。即便能粗读,也不代表熟练。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实际上很多中文学术成果,他们是不知道的。长年累积下来,在美国关注18-20世纪的历史学家眼中,似乎中国近代史学史除了“民族主义的梁启超、蒋廷黻、钱穆”就是“共产主义的胡乔木、胡绳”。遗憾的是,深湛晦涩、读起来费劲的研究,经常同时也是学术史的里程碑,例如陈寅恪。其实陈寅恪的学说对于解释“汉化”、理解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是很有帮助的,至少可以让研究者不必为“中国为什么会越研究越淡化”而感觉惊讶——这是南北朝隋唐史的常见状况嘛!然而从欧立德2012年发表的那篇会议发言来看,他好像并不清楚陈寅恪会对“新清史”相关讨论有着怎样的意义。当然,大家都知道,陈寅恪的东西是很难读的,连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生都很多人没读过,何况外国人呢。

我本人其实希望讨论者能够本着理性、建设性的原则,先读后论,有的放矢,着眼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地关注“新清史”问题,不要把“新清史”当成出气筒或者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一个学术领域,而且是一个有点幼稚的学术领域,读一读就拉倒了。当然,这只是太阳系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上一堆微不足道的硅片里跳动的一组微不足道的数据所反映的微不足道的思想而已,大家开心就好。

一个不大的清代档案史料学案例

这几天在审一些很麻烦的清史方面的稿子,主要的工作就是核对脚注的引文。具体什么稿子你们不要问,我也不要说,总之你们知道它错误率很高就是了。

不太偏门的清史文章,最常见的引文错误,大概就是“抄了实录还要掩饰”了。《清实录》是清史研究者最常用的一种史料,它的优点非常明显:成书过程明晰,体例较为统一,版本争议极小,内容基本有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有错误率较低的文本识别版,直接复制粘贴即可引用,较为便利。然而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文章引文只有这一种出处,看起来好像作者光复制粘贴了,没有凸显出作者旁征博引、见多识广的气象。于是很多作者便要加以掩饰:虽然引文仍是复制自《清实录》word版,但脚注不写《清实录》,而用一些同源或者近源史料,如《起居注》、《上谕档》、奏折等。从史料学上讲,这样代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行。然而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则非常复杂,不同史料之间经常出现文字的些微差异。更麻烦的是,有时候虽然是同源/近源史料,但偏偏就是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候如果作者不加核对,审稿人就痛苦了。刚刚经历了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大概就属这类。在此略加描述,权当一笑。

我手里这篇稿子有一句间接引语:“(乾隆六十年)九月,署闽浙总督长麟查明浦霖索要盐规二万两。”后加脚注,标明出处是“录副奏折,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七日长麟、魁伦折”。如果我们采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看到,该日以长麟、魁伦为责任人,有两件录副奏折比较接近这一内容。其一为奏报审讯解任官员林棻的情况,其一为奏报近期各案办理情况。然而这两件奏折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同大多数录副奏折一样,军机处负责誊录的官员知道这些折件副本没有人会看,于是抄得特别潦草,几乎无法阅读。

然而如果我们把浦霖的名字放入《清高宗实录》的文本识别中检索,便会对这条引文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原来,在《清高宗实录》卷1486,乾隆六十年九月乙卯,乾隆帝有一上谕,称长麟等人奏报了浦霖收受盐规的事情。这是盐规之事第一次在《实录》中出现。按理来讲,此类奏折叙述案件调查情况,绝不会只报告一个人、一个数字就完事,肯定会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如中间人姓名、渠道等)。而这条间接引文对浦霖的事情概括得如此简略,几乎去掉了一切细节,这很不符合一般著史的常理。因而基本可以推知,引文作者多半没有看到原折,而是抄了《实录》。至于奏折云云,很可能是作者为了掩饰抄《实录》的行为而随手写上去的。事实上,经过非常吃力的阅读,上述两件录副奏折里都没有谈到浦霖勒索盐规的事情。

一般的审读,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清高宗实录》完全可以作为一条正确的引文出处。然而这次的审稿要求很奇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请不要增加引用《清实录》的次数。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我也不要说,总之甲方有这个需求。看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出处了。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长麟等人是什么时候奏报浦霖收受盐规这件事情的。乾隆帝上谕中没提时间,但看来这件事肯定发生在乾隆六十年九月乙卯以前。于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当然就是去查阅奏折。不幸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奏折(已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的名义刊行)的乾隆六十年部分残缺严重,整个九月份的奏折都没有。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中,两人的折件数量相当多,地毯式搜索的难度较大。(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数据库特别卡,读档速度远低于刊本。)

不过我们此时尚有另一渠道还可以一试。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曾以很多名义刊行过一些。有一套书叫做《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针对乾隆朝几件重大贪污案件刊发了一些相关档案。其中恰好就有伍拉纳、浦霖的贪污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套书。该书中九月及更早的档案大约有20件,其中大多为查抄记录,可以尽情忽略。于是在剔除了很多明显无关的档案后,我们终于在该书第4册找到了几件相近的档案,并基本不太费力地找到了长麟等人的原折(3461-3463页)。该折是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不是“九月七日”,从其中详述如何得知浦霖收受盐规的情况来看,该折毫无疑问是这件事情第一次进入到政府文书的范围内。《清实录》中乾隆帝援引的长麟奏折,如果不出很大的意外,那么应该就是这一条。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脚注究竟该改成上面这个已刊档案呢,还是该改成清史编纂委员会数据库里的档案?根据具文时间,我们重新检索了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发现八月二十五日的这件奏折,已公开的只有录副版本。而《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的影印本,其字迹很工整,尾部的朱批则与正文字体大异,显系皇帝手迹。很明显,这件影印本来自奏折的原件,而非录副。那么引文当然也以这一刊本为是。这一脚注便应该从“录副奏折blablabla”改为“《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4册,3461-3463页。”Case Closed。

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是不错的清代史料学运用的案例,涉及了近源史料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常见的“糊弄事儿”行为——原稿作者显然只是看到了《实录》里的“九月”(《实录》的日期用干支标注,故而如果不专门查,一般人都只会对月份敏感),就随便把录副奏折里一个九月的奏折日期抄过来凑数。当然,虽然这个过程觉得有所学益,但我还是希望剩下的稿子不要再这么教我做人了。

“清史”:古代与近代夹缝中的历史书写——换个角度看汪荣祖、姚大力之争

本文修改自此知乎回答:http://www.zhihu.com/question/30485372/answer/48309393

同时发布于十五言:http://www.15yan.com/story/lPLm8bBTtCy


四月份至今,《中国社会科学报》陆续刊发了数篇谈论“新清史”问题的文章,如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钟焓:《“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两文,其发力点都是对“新清史”的批评。这些文章引发了新一轮对“新清史”的讨论,算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热闹话题。由于李治亭一文文风颇为怪诞,论者对于《中国社科报》的发声动机,亦难免多有猜测。

在这一轮讨论中,有一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那便是姚大力先生与汪荣祖先生的争论。4月初,姚大力先生撰《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一文,对汪荣祖先生主编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一书(内容大致为2012年台北召开的“新清史”讨论会议的论文)进行批评,认为“新清史”中颇有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学习之处,而“汉化”理论已属“旧故事”;行文中对“新清史”早期重要论文《再观清代》一文颇多赞许。继而汪荣祖先生亦撰一文《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回应了姚大力的批评,强调何炳棣先生所坚守的“汉化”理论并未过时,而罗友枝一文不应过高评价。这一争论由于参与者在学界均位望隆重,而格外引人注目。

针对两人孰是孰非,外界自然颇多看法。然而笔者以为,这一争论更多的意义,不是分辨对错,而是展现出了历史学不同领域、不同研究环境之间对历史认识的鸿沟。俩人描述的“新清史”,都是他们基于自己所处领域中的常见议题所改造/解读出来“新清史”,故而其实俩人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争论,也谈不上谁对谁错,甚至对于旁人了解“新清史”帮助也很有限。旁观者看看就好,没必要真去搀和。


中国历史的研究,由于学术史源流、科研体制分工等原因,被人为划分成了很多“块儿”。每个“块儿”里可能对历史的认识基础千差万别,不同的“块儿”之间只能对话,互相了解,求同存异,而一旦产生了具体问题的争论,则往往鸡同鸭讲,只能让自己一方的人赞叹,无法说服对方。——这是个学术大环境的背景,如果你曾经试图跨领域学历史,大概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而清史恰恰是这种碰撞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过去这类事情较少,是因为“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领域,几乎只研究到元代为止,明史、清史两个“块儿”几乎和“中国古代史”这个“块儿”完全不打交道。因而很少见“中国古代史”里面的议题被拿到清代来讨论。只不过这一次姚大力先生跳过来了而已。

那么为什么清史会有这么麻烦的问题?这就要从头讲起了。

清朝形象不佳的背景原因:近代史大叙事环境

我们中国的传统史学,在20世纪初受到严重冲击,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情。传统史学将考镜源流、排比文献、归纳人物事迹、朝代兴衰、郡县沿革等作为主要的问题,这一套受到梁启超、胡适等人严重抨击,主要理由是这一套历史叙事没有建立出中华文明的整体印象、不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这个国族的历史意义。或者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政权兴衰、统治者崛起和死亡,却不知道“中国人”这样一种群体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群像概念。这个看法的产生,当然与19、20世纪的民族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人极为迫切地需要利用一切文化上的资源来促使人们“觉醒”、抗击侵略、避免亡国灭种之祸。这一套立论基础,后来被很多史学家所继承,如蒋廷黻、范文澜、戴逸等(尽管他们分属国共,并且有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一书,不再赘述。

民族主义史学既然要求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源流构建整体印象,那么便必须要解释它为何面对近代冲击时衰落。这里有一堆解释,不细说,但一个共同点是,清朝历史被当成了中华文明衰落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民族主义史学抓住了清王朝异族统治、皇权专制等特点,指为民族衰败的重要原因。恰好清末民国时期是各种清代野史类读物出版、传播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这方面没啥现成研究,但相信读过《清朝野史大观》《清代野史》之类书的人应该能有个印象),客观上为清朝历史的负面形象推波助澜。即便是早期编纂清史的萧一山,其作品远较同时期人为公允,但其着力点也是近代清朝为何衰落。

由于民族主义史学最先直面了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学过渡的问题,不仅赢得了知识界的信心,而且赋予了政权以民族主义的光环,因而它在民国、中共时期都一直是具有官方权威的历史学叙事。特别是毛泽东在1940年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明确表示中国的辉煌历史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财富(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就是打个比方)后,民族主义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因而清朝的负面形象,便成为“中国近代史”(这是民族主义得以成立的决定性“历史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1980年代,两岸在这一点上都差不多。

(说句题外话,1989年台湾相声瓦舍的相声剧,说某人家的古董店里藏有很多宝贝,一进去就能看到“宋朝的精炼、明朝的糊涂、清朝的腐败”。“腐败”应该算是一个通行的清朝印象。)

有没有人用传统史学方法搞清史?有,例如孟森。另外编《清史稿》的遗老遗少大多也属这一派。但这一派学者完全不能顺应时代需要,其方法几乎没有传下来。

(于是各位不妨想象一下近代史这一套变化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有多么大的颠覆。从方法、关注的视野统统都变了。以前人们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现在必须得去关注文明、国家、民族之类的东西,整个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各位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清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形象不佳了。这是个近代史大叙事的需求,不是几个学者自己搞出来的神话。或者说,不能认识这一点,就不能认识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多么深重。反过来讲,也差不多。

“中国古代史”领域对近代史大叙事的调整

然后我们来说“中国古代史”,亦即姚大力所处领域的知识背景。

古代中国的历史,也被近代这一套“史学革命”冲击得很厉害,但基本方法没有被颠覆。原因很简单:无论谁、用什么方法讲秦汉的故事,还不都得用《史记》?只要历史学还得依赖文献史料,那么清儒皓首穷经搞出来的各种史学工作,就还得继续用。当然不是说没有变化,语言学、现代科学之类的新方法不断引入,但文献考据以及中国朝代顺序这些框架性质的东西没有被否定。何况“史学革命”中的各位大师,都是传统史学中浸淫已久的人物,他们讲古代中国的时候,仍然不断引用古书。

就连最为关键的“异族统治”问题,对中国古代史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大:想要把满人的历史责任推广到一切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身上,实在有些不可理喻。特别是近20年来,胡人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作用,外来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断被人们重视。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者已经搞得很深入了,如荣新江、刘浦江等。姚大力先生说“汉化”是旧故事,正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里,胡人和汉人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已经是一个谁都不会否认的结论了。他所举的跟清朝对比的例子,是汉、唐、宋,这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古代史学者的知识谱系。

于是其结果就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虽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于文献史料的考证,仍然是其核心所在。史家的现实关怀,是藉由考据讲故事而完成的。例如陈寅恪,通过旧学底子一样能构建出文明史的整体形象。再如田余庆先生的不朽名篇《东晋门阀政治》,虽然有强烈的历史情怀,但具体到问题上,都是一个个的考证。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文献史料能支持,那么不太诡异的新视角都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说,如果文献史料的辨析不能支持结论,再有靠山的叙事也只能换来一声呵呵。

 “清史”:更像古代史还是更像近代史?

很感谢你能费劲儿看到这里,小结一下前面的讨论:

(1). 近代史给中国历史定下了整体的结论,清朝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的形象。

(2). 古代史学界比较重视史料,只要史料说得通,而且视角不要太诡异,一般都能接受;近年来胡-汉视角认同度不断上升。

可以看到这两点是反着的,前者是“凡事有结论”,后者是“你开心就好”。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交叠处的清史,注定会出现混乱现象。“清史”领域内的学术谱系异常复杂,我们这里只考虑关于清朝地位评价的部分。

中国大陆对清代历史地位的反思起于1980年代,王思治有一篇重要的论文:《清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这一篇论文把清前期(注意不是整个清朝)的地位拔了起来,认为清朝让东亚大陆东侧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体,控制了蒙古、西藏、新疆,不仅阻止了沙俄、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在17-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也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清朝闭关锁国、高压统治,为将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线。

与此同时,何炳棣的论文(JAS(1967) 26.2: 189-195)也被译介了过来,其基本论调是清朝很强大,拓展疆域,余荫至今,社会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不能轻易否定。(译文发表于《清史译文》1980年第1期。该刊比较罕见,感谢豆瓣上热心同人 chopinfisher 代为查找)

这两个论述不否定近代史核心问题,在近代史的基调内(抗击侵略)构建出了清前期的意义。这个转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样清前期的历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象,可以深入研究了。简而言之,后面不吹,光吹前面。

清前期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决定了清史的核心问题是论证相对于明朝而言,清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强大),而非反思清朝整体的历史地位。无论清前期历史如何重新思考,其最终路径都是与近代史对接。或者说,清朝整体的历史地位,其决定权在于近代史,而不在于古代史。这个结论决定了清史学界不可能接受“胡汉共建大帝国”的观点,不然岂不是近代无数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搞民族革命反而是对中国强大政权的践踏?

其实这个结论相当直观。如果你们谁找个通史教材就会发现,明清史的部分,和前面的部分画风经常对不上。学术议题上,“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制度史会讨论官员身份、官阶等级、政治文化、文书运行等等,而清代政治史天天讨论“清代是不是专制皇权的顶峰”之类的事情,唯一可以对话的大概就是明史了。1990年代明清史学者之间的小争论不少,而且特别像“你蛤家养猫头鹰”“你督全额奖学金”之类抬杠。而同时期古代史领域内的许多新问题、新视角,清史学者则所知不多。敝人有一次讲过一个半成品论文,试图用文化气质的分野来考察清前期的党争(嗯,这就是从魏晋“由儒入玄”问题产生的灵感),结果被一通狂喷,大概就属这类原因。

当然,应该公允地说,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清史学者在干什么,也不太了然。双方关注的问题差别实在太大,对接非常困难。例如阎步克先生用来展示明朝官员地位明显降低时,用的论据是:明朝皇帝可以用廷杖来殴打官员,这在宋代不可想象。虽然这个想法很直观,但事实上反映出明史对此没有现成的研究可用。清史的情况与此也差不多,人们论证官员在皇权面前毫无地位,主要论据是军机大臣战战兢兢地跪着记谕旨,但仪式上的匍匐岂能涵盖一切问题?与此相比,中国古代史领域内对官员地位的讨论,早就深入多了。

近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衰落(别闹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嘛),连带着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论调越发政治化,其学术色彩变淡,对学术研究的依赖性也就降低了(或者说更多地依赖官方媒体发声、背书)。与此同时,“清代政治史”这个子领域(不是“区域史”子领域下面的地方政治研究)的光彩也大为褪色。我觉得这个共时性可能不是偶然现象。

关于“新清史”争论

明白了这一点,大概读者诸君就能明白为什么2010年到现在“新清史”的中美学术对话,特别是今年的这一轮讨论中间,中国的清史学者经常看起来处于“批判者”角色了。无论是李治亭上纲上线,试图以惊叹号数量压倒论敌,还是汪荣祖对内亚与中原之比较异常敏感,其实背后都是因为他们无法认同“新清史”研究的基本论调:胡人和汉人能共同构建强大的政权。他们要通过强调中国历史的基础认识来唤起读者的民族历史记忆,从而减弱对方的影响。

与李治亭相比,钟焓、汪荣祖的批评要学术化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即讨论的对象。似乎论者都是揪住那一两个学者当靶子,如罗友枝、克劳斯蕾女士等。实则罗友枝那篇论文《再观清代》前面都是对那几年学界研究的综述(所以批评她“不引史料”有找茬之嫌),偶尔抄进来一些她书里的结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研究。她论文最值得批判的是第三节,这一节通过非常随意地罗列孙中山、梁启超的一些论述来证明汉民族主义者偷换了概念,不过这一节没有中译,好像学者就看不见了:)

而克劳斯蕾女士,她的研究套路明显已经不是中国历史的问题,更像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我们就不要老用历史学者的眼光来审视了吧……至于对“新清史”中历史研究色彩较重的学者(如欧立德),或是“新清史”整体人文关怀的反思,在这一轮批判中好像还没太见到。

(杨念群做过一些这方面的思考。不过这一轮看起来杨老师不打算发声了……)

我的个人观点,反思“新清史”问题的出路,在于古代史而非近代史。近代史的“大是大非问题”,根本对美国学者来讲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又不讲党性是吧……甚至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本来就是美国人文社科研究者所习惯性解构的对象。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长期以来很多人已经厌烦了凡事都往政治上靠的传统,这套话语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但要是放到“中国古代史”领域里,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跟古代史常讲的“胡-汉”问题相比,“新清史”未必超越性很大。比如说,有学者讨论清朝皇帝在仪式和多种宗教信仰中与神秘世界的交流、试图垄断对自然的控制,认为这是清帝国多元属性的重要体现。但孙英刚在《神文时代》中指出,唐朝皇帝对仪式、信仰与权力早已很痴迷了。唐人认为洛阳既为天下之中,则地上不应该有影子,但洛阳测影一直有影子(废话)。武则天篡位之前,一位天竺僧侣测出“洛州无影”,这成为武则天代唐建周的重要依据。跟这一比,清朝皇帝的“多元性”也没啥特别值得一讲的。乾隆爷“普世化君主”的意味再浓,你也没见到他为北京/承德/盛京有影子而纠结嘛。

(如果认真讲的话,由于宋代以后理学已经将此前儒学中的神秘主义观点摒弃差不多了,因而在儒学政治文化中,人间的权力与神意已经脱钩,皇帝是否垄断和神秘世界的沟通,不影响国家权力的归属。)

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判断,我觉得姚大力、汪荣祖之争,其实并不能反映出“新清史”好或坏。姚大力看到的是古代史领域中非汉族因素问题在清代历史中得到了反映,汪荣祖看到的是西方学界不重视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整体性。双方都没说错,也都不够全面。

最后为民族主义史学说一句公道话。虽然对于当今大多数学者,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可以锦衣玉食、垂衣而论,通过文献考订的方法证明某一民族主义基本观点是近代的发明,但正是有近代发掘历史资源、调整历史叙事、建构民族共同记忆的努力,今天中国才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才得以度过近代的民族危机。美国学者可以把亚非拉第三世界当成实验室,搞搞东西发发文章申申funding然后走人,不必为后果买单;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解构民族主义可能就是拆雷峰塔的砖。也许解构掉清代的国家认同对一批学者而言是评教职、出书、提职称、赚钱的机会,但对于雷峰塔而言,它应力结构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一点。当然也可以辩解说,即使有一天砸下来,拆砖的人也不一定就会被砸死,旁观的人也未必会知道他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类嘛,愚蠢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