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于2022年7月正式启用东城区祈年大街的新馆。新馆在硬件设施和查档环境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也意味着过去几年里基于西华门内旧馆的查档经验基本不再适用。本文将基于笔者半年来若干查档经历，简单介绍现在查档的一些经验，以供各位春节后可能能自由活动开展研究的读者参考。
我不是一史馆的工作人员，本文在细节方面尽可能与一史馆官方口径作核对，但恐怕不符之处仍然难免。欢迎读者对其中舛错进行指正。
继续阅读“第一历史档案馆非官方查档攻略”分类： 短长书
聊纪余英时逝世
2021年8月1日，余英时先生逝世于家中。8月5日外界才逐渐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不是潜山门人，不研究儒学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也不是余英时生平的研究者，对余先生生平和学问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浅的。我想肯定会有很多比我更熟悉余英时生平的人能够写出更富有信息量的内容。这里只是秉着“有言毕竟胜无言”的原则，简单说一些我所知道的内容。
严格来讲，余英时一生一直有三重身份。其一是作为儒者，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其二是作为近代转型过程中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关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政治；其三才是史家。
如果从“史家”的视角来看、尽量淡化“儒者”的这一层面相（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后面再说），那么余英时在中国大陆的形象大致在本世纪初发生过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大体以《朱熹的历史世界》放在三联书店的《著作集》里出版为标志。此前，大多数人接触余英时 ，都是“碎片”地“听说”过。我想可能相当多的人都是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余英时 （正如我当初一样）的，会有这么一个印象： 余先生是一个士大夫。的确，这是余先生最早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但余英时人格魅力的一个部分，恰恰在于他超脱了这样的原初形象；“史家”形象的开拓，则是这种超脱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这一开拓，又要到余公著作发行了唾手可得的单行本后，才能完成。
继续阅读“聊纪余英时逝世”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
如果你学过一些清史，读过一些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书，那么你想必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关于奏折制度起源及其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大致由以下的几个论点组成：
- 奏折制度源于臣子在外给皇帝请安时缮写的“请安折”，是满洲奴仆给主子请安的习俗的一部分；
- 康熙帝利用请安折这一私人通信的渠道，让外省大臣在缮写“请安折”时顺便奏报地方雨雪粮价、官员贤否与舆论得失，以此作为刺探各地情报的手段。这是奏折制度的前身。
- 雍正帝即位后，扩大了有权缮折奏事的官员的范围，更多地利用奏折来牵制大臣，并且成立军机处以协助处理奏折，最终在雍正、乾隆之际形成了奏折制度。
- 皇帝阅览奏折后，以朱笔批示，称为朱批奏折，保存于宫内。
- 奏折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私人通信，这种私人属性令君臣之间可以表达一些不方便形诸正式公文的内情和苦衷，另一方面也能够展示君主的私恩，加强臣子对君主的个人效忠，便于君主实施权术。
- 奏折制度出现后，清朝政府变为内外隔绝的两个体系。外部体系的文书是题本，对应中枢机构是内阁；内部体系的文书是奏折，对应中枢机构是军机处。两套体系彼此隔离，内阁不能获知奏折的内容。这是奏折制度的第二个优势：有助于保密。
作为一个神话，此一历史叙事非常之完整，而且具有明显的特征性，经常被认为是清朝国家制度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页。不仅很多历史教材采信了上述说法，历史以外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也大都将上述叙事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理论之中。相信各位读者如果通过一些渠道自己学习过一些清史知识，肯定也都能理解这一叙事所得出的结论：君臣之间缔结超越公务管辖关系的私人纽带，基于这种关系进行私密通信，有助于君主权力的运使，也能在威权统治的国家制度之中为磋商提供一种渠道，有利于不便公开会议政务的统治者作出明智的决策。甚至还有清史爱好者以此为据去对电视剧、通俗史学写作中“奏折”的使用方式作纠谬。
继续阅读“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
作者：王敬雅、张一弛
本文发表于2019年05月21日《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栏目。
2018年10月，姚念慈先生的新书《定鼎中原之路》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集结了姚先生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家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讨论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先生，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先生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这样严谨的考证作品却较为少见。
继续阅读““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继续阅读“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继续阅读“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继续阅读“清史编纂问题”翰林论文 v1.01版收工，一点心得
昨天夜里忙活到十点多，终于把北大史学论坛的投稿给写完了。其实算下来和之前的版本相比改动并不大，基本就是补了雍正朝的数据。以前设想中要实现的部分，一个也没弄出来。于是这篇投稿仍然是半残的面貌就见人了，说到底也只是v1.00变成了v1.01，距离心目中的那个v2还差得远。
这篇文章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很有野心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事实，其实与史源是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事实，它在通过史料被表述、被“产生”时，其实要表达的核心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当然，从理论上讲，一个被表述的事实，它总归是事实的一种体现，不同史源出来仅有真实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真实的层面上去看，会发现这个状态实在太理想了。官方的文本反映的只有官方视野下的真实，士大夫文本反映的也只有士大夫眼中的世界。离开了这个层面，历史事实就被扭曲了。例如，官方文书上记载某衙门里的一个书办，名字虽然多年不变，但对应的人可能已经变成了原先那个人的兄弟甚至子孙。这种情况在清代肯定不少。这种历史事实，如果仅从官方的文书出发，显然会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
因而如果我们基于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史料，什么样的研究最符合它的历史时空？当然是京官升降了。京官的升降，吏部皆得过问，不会出现题调之类的情况。而且吏部的各类文书记载，应该会很完整。这是唯一一种中央政府的文书与其所在历史时空契合度几乎完美的情况。此外，同年录等文献，也忠实记载了科举人物的名单。二者结合的结果，便是翰林升降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我对这个研究充满了信心，因为它在史源上是非常坚实的。我排除了士大夫在碑传文集中对时人升转经历的描述，因为它们的史源不是吏部文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这个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基于国史馆传稿和清实录，收集翰林官中所有有记录的升转过程，计算相关参数与整体情况。
2. 基于吏科史书，收集有翰林官参与的升转过程，通过相关人员的条件，计算翰林官自身参数与成功升转之间的关系。
3. 基于履历档，检验1的结果是否准确，并计算皇帝评价与官员日后升迁情况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部分，第1已经完成了一半，还差族群因素、籍贯因素、样本与整体的关系三个问题没有确定。2和3更只开了个头。
希望这个大坑有朝一日能填上。其中的历史事实可能几句话就能说完，但它将会成为（我以为的）一项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