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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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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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部个人面孔的倒影,亦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浅谈《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之于何女士

按:本文系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0年)的一篇读后评介。迭遭删除,在这里存档。

对何清涟女士感兴趣的同志们,我觉得不仅要看《现代化的陷阱》,更要看《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前者是她作为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人士的最主要的作品,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但后者的阅读意义更为重要,尤其是其中《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一文尤其应该重视,那是何女士自己书写的个人史,暗示了她那种诅生咒死、略带毁灭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只有仔细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位女士到底为什么写、写些什么。

何女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她做传媒人的本领远超过经济学专业素养。这并不全是夸奖,也并不应该视为批评。

何女士在中国大陆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大约是2000年前后的那几年。当时她任职于深圳的一家报纸,较早地作为非政府、也与高校及大型研究机构关系不大的人士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现代化的陷阱》便是这些工作的结晶),同时积极参与民生问题的讨论,挖掘社会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应该说她的工作并不比当时的《南方周末》差,尤其擅长从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论述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这在19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学界交流很少、记者也大多只会就事论事的情况下,颇有鹤立鸡群之感。

熟悉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公知吗?确实很像,但又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公知更像是一个在公园里拿着竹竿到处乱挥的疯子,它确实刺中了什么——一般是空气——但毫无方向,也不是很用力气,而且一旦累了还会坐下歇着不挥了。但何女士无论持久性还是思维的一贯性都要强得多,她坚持认为政治体制的僵化、政府转型的迟缓、官方对自己的角色不能从毛时代过渡到民主时代,是一切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她或许有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子。

我对何女士最为佩服的是她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其集大成者即为《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一文,这也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史。何女士不仅写出了她在十年中种种经历(并且以精心组织的详略关系,非常有效地生产出了一种“能获得共鸣的”苦难感),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谈话、查资料等方式,试图将这种“伤痕故事”和2000年联系起来,证明那些年轻时候折磨她的记忆,仍在不断地发出声音,无处遁逃。这一点比很多知青故事(无论忆苦思甜还是只苦不甜)都要好。最后她用四个故事,成功编织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的时空交融:带队干部的女儿找她要介绍工作、“二代”屈居大学图书馆被她的演讲刺激、知青及其子女在统计上构成下岗职工的主体、自己在梦中回到那个被折磨的时代。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必须要说,这种制造感觉的方式,远超过很多长篇大论的历史书写。此外,她在1990年代后期致力于发现除了张志新、遇罗克以外的“殉道者故事”,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很多并不知名的人,他们的事迹因此而能够读到。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她是国内最早把女性歧视问题抬升起来谈的作者之一,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研究显示1990年代后期,城市(包括所谓“中产”)所面临的性别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何女士作为一名传媒人,远比经济学家合适——她太不像学者了。一位研究者,其所反思与关照的应该第一位是自己的内心,这种反思与关照是通过对知识、对方法的吸收、调整、组织所完成的。至于叙事技巧则还要往后,更多是一种将反思推向外界的手段。然而何清涟女士则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十年动乱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她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冲出重重罗网,获得了可以直面“大魔王”的机会,因而她写文章的目的性完全远离了对内心的关照,而关注着眼前所可以看到的“敌人”——揭露真相便是战斗,而在知识上的精雕细琢与反思则意味着软弱。这在她的研究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亦即方法上的“不讲究”、知识上始终不太打动人。诚然,她在2000年就预言到政治体制问题将会给中国带来危机,但是一来她完全没看到21世纪之初的经济腾飞,二来也没能准确预言经济危机的发生方式。正如客人来喝孩子满月酒时说出“这孩子迟早要死”一样,纵然最终能应验,但如果看不到应验以前所发生的更丰富的事迹,这种“诸葛亮”也很难令人允服。这些看法也不是我的原创,在当时就有人提过了——何女士在本书中收入了一篇回应张曙光对她的批评的文章,尽管她言辞尖锐地反击了许多批评,但我们仍不难看出当时人对她的意见。而且即便是她的知识分子关怀,例如《历史的吊诡》等集中体现何女士对历史、对民族命运的思考的文章,虽然超过了当时的很多时评作家,但和知识界比起来也不能说多么深入。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谈到这么一件事情:对于有的人来讲,知识先于信仰,读书求知、不断反思内心是一种达成自我超越的方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信仰先于知识,过多的获取和调弄知识,反而会影响信仰的纯粹。我觉得何清涟女士整体来讲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她自己并不追求学术上的突破(甚至公开鄙薄学术研究者的工作,见《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一文),读者也感觉不到她在方法和学理上有什么大的关照。所以我认为,虽然她一直自命为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但其实更适合她的角色,是那些站在仰望星空者身旁、偶然间听到若干喃喃自语,然后迅速演绎为治世名理的人,也就是专栏作者、图书策划、新媒体主创等等传媒角色。

最后要说的是,我第一次读何女士的书,便是中学时期,当时深为战斗精神所鼓舞。很多年以后,特别是在历史学里泡久了,有一次回去重读《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深为其中作者不加掩饰的、强烈的仇恨心态,以及通过书写来复仇的暗示所惊讶:这种复仇是具体到个人的(甚至写出了当事人女孩子的名字),不单单虚妄的“老大哥”本身。我觉得,或许我们谁也没有何女士的那种经历,故而我们对何女士(特别是出逃到美国、言论越发脱离中国实际以后的何女士)也应该稍微宽容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有所警觉,也许它始终未曾离去,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对世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始终不曾堕落——只是当她远离了近距离观察经济与民生问题的位置以后,那些以前的影子成为了全部、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种影子的读者感觉到一种不切实际感而已。

“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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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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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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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点看法

我的一点看法:钟焓老师的文章,有两点方法论上的错误,背离了本党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宗旨。

其一,唯物史观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割裂地、片面地考察历史,认为历史不应是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而钟焓老师的文章,恰恰是片面地只抓住了几位美国学者个别论文中的局部现象,并不对这些文章的产生背景作深入的调查,寻章摘句,将严肃的史学讨论,变为了整“黑材料”一样的揭短。对于这种事情,本党在历史上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学过党史,心里都应该有数。这些教训是非常痛心的,不应该忘记,更不应该再犯。历史研究应该着眼于大处,胸怀过去,着眼未来,这才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所谓“真实”、将若干碎片式的局部现象扩大为整体。

其二,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党的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党,要有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特别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更应注意团结,化解矛盾。而钟焓老师的文章,并未将矛头对准西方反华势力中最为丧心病狂的一小撮人,反而针对一部分试图打破“停滞论”等西方既有错误史观、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历史的,较为温和的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他们过去的错误。这不仅不利于团结国际友人,也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违背了文化宣传战线的基本要求。

总之,我认为钟焓老师的这两篇文章,是比较不合适的,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