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奏折制度起源的一个简单批判,兼谈清史中通史、著作和史料的关系

如果你学过一些清史,读过一些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书,那么你想必知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关于奏折制度起源及其优越性的神话。这个神话大致由以下的几个论点组成:

  • 奏折制度源于臣子在外给皇帝请安时缮写的“请安折”,是满洲奴仆给主子请安的习俗的一部分;
  • 康熙帝利用请安折这一私人通信的渠道,让外省大臣在缮写“请安折”时顺便奏报地方雨雪粮价、官员贤否与舆论得失,以此作为刺探各地情报的手段。这是奏折制度的前身。
  • 雍正帝即位后,扩大了有权缮折奏事的官员的范围,更多地利用奏折来牵制大臣,并且成立军机处以协助处理奏折,最终在雍正、乾隆之际形成了奏折制度。
  • 皇帝阅览奏折后,以朱笔批示,称为朱批奏折,保存于宫内。
  • 奏折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私人通信,这种私人属性令君臣之间可以表达一些不方便形诸正式公文的内情和苦衷,另一方面也能够展示君主的私恩,加强臣子对君主的个人效忠,便于君主实施权术。
  • 奏折制度出现后,清朝政府变为内外隔绝的两个体系。外部体系的文书是题本,对应中枢机构是内阁;内部体系的文书是奏折,对应中枢机构是军机处。两套体系彼此隔离,内阁不能获知奏折的内容。这是奏折制度的第二个优势:有助于保密。

作为一个神话,此一历史叙事非常之完整,而且具有明显的特征性,经常被认为是清朝国家制度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页。不仅很多历史教材采信了上述说法,历史以外的学科如政治学、管理学等也大都将上述叙事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理论之中。相信各位读者如果通过一些渠道自己学习过一些清史知识,肯定也都能理解这一叙事所得出的结论:君臣之间缔结超越公务管辖关系的私人纽带,基于这种关系进行私密通信,有助于君主权力的运使,也能在威权统治的国家制度之中为磋商提供一种渠道,有利于不便公开会议政务的统治者作出明智的决策。甚至还有清史爱好者以此为据去对电视剧、通俗史学写作中“奏折”的使用方式作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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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的政治史:读《定鼎中原之路》

作者:王敬雅、张一弛

本文发表于2019年05月21日《澎湃新闻》的“上海书评”栏目

《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姚念慈著,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393页,定价75.00元。

2018年10月,姚念慈先生的新书《定鼎中原之路》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集结了姚先生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分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家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讨论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先生,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先生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这样严谨的考证作品却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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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暴君与改革者:雍正帝历史形象的演变

本文已发表于2019年02月15日《中国艺术报》。

说起清朝皇帝,当下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雍正帝胤禛了。这位皇帝的一生,伴随着太多给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即位谜案,兄弟相争,诛杀功臣,铁腕改革……相信大多数对清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说出这位皇帝一些轶事。而这些轶事,也从某种程度上形塑着这位皇帝的形象,成为人们在介绍雍正这位皇帝时的基调。然而,这种基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不同时代主旋律,与时代思潮有着密切互动。从清代到当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因时而异,也左右了人们对清朝皇帝们,尤其是雍正帝这位争议性很强的历史人物的印象。在这一效应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依时代而发生了微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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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房德邻先生《“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中对砒霜中毒的质疑是否合理

本文最早于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知乎专栏:“没史料啊!”,此处为存档。


2017年出版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一书是这样开头的:

1908年11月14日18点33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三十三分),清光绪帝死,时年38岁。

正如电影《盗墓迷城》里的经典台词所说的那样,“死亡只是一个开始”。尽管官书将这位皇帝的死亡记载为病亡,但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关于这位皇帝惨遭慈禧太后毒杀的传说一直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开始,野史作者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宫闱秘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每一种动机;这些假多真少的故事,满足了清末民初民间读者们对宫廷秘史的好奇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的主流叙事。今天,大多数的清史读物要么直言光绪帝系中毒死亡,要么将这种传说作为重要的备注,列在括号或脚注里。

当然野史终究是野史,通俗读物作者们为了提振昏昏欲睡的读者们的兴趣,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野史写进书里,却不足以让这起谜案得到确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同的论者,对于不同文献的可信度各执一词,争论也就难以穷尽。

自2003年开始,在包括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先生在内的一批人士的推动与合作之下,一些关于光绪帝遗体中砷的含量的检验工作逐步展开,人们试图采用科学方法来检验光绪帝的死因。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后来也参与了这些工作,召集了一批清史学者予以协作。这些工作的成果的一部分发表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及《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两文之中。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主要采用的是脉案进行推断,这篇文章暂且不论。另一篇《报告》一文却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采用了微量元素检测的方法来检查光绪帝遗骨中的砷,被认为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罕见的携手合作的范例。最终该文得出了光绪帝系砷中毒死亡的结论。在当下中国,一份“由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诸多媒体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百年谜案已经得到了解决。

然而问题并未至此结束。2010年,北京大学的房德邻先生撰《“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针对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不少的质疑。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上。由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网站改版(作为一个多年前深受他系网站访问困难之苦的搬砖工,请恕我采用一种我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表述方式来描述这件事),这篇文章原链接已经无法打开;但在许多网站上都能找到它的备份,想读到并不困难。该文同年发表于挂靠在故宫博物院名下的学术集刊《明清论丛》(第十集,2010年8月出版)。(有人认为该文从未出版,并进而衍生出一些想入非非的解释,这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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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会议概述  

近三十年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作为一种形容16-19世纪世界普遍现象的概念,在世界历史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历史学家从不同门类、不同领域、不同研究对象中,寻找那些彼此连接的蛛丝马迹,绘制出一幅“早期现代世界”遥相呼应的共时性图景[1]。对于中国史研究者而言,“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或基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及文化史,探讨明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及消费文化,或与18世纪中国社会中自主产生的“现代性”因素相结合,讨论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思想,侧重于表达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发展进程[2]。而“早期现代”概念中的另一面,即强调同一时期世界各部分如何建立多样的、跨领域的联系和网络,则较少为中国史研究者所讨论。而这种基于贸易、货物、资讯、知识点联接而形成的世界图景,恰恰是“早期现代”概念最有趣的部分。

2015年10月15-16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晚期帝国世界中的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World)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来自多所美国高校的历史研究者,就“早期现代中国”概念及其与世界史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以我们所熟悉的分类法而言,他们并不都属于“清史”的门类;但正是在这种跨国界、跨领域的讨论中,“早期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以怎样多元的方式相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次会议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将概述各部分论文的大致内容,以供读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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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政治史的筚路蓝缕

按:本文系知乎“如何评价孔飞力”问题的回答。

今天听到了孔飞力逝世的消息,觉得很震惊。目前只有魏希德教授推特上的消息,还没有官方讣告……

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美国汉学的贡献的确是划时代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汉学视野中的清代政治问题,在“现代性”(Modern,当时还不太流行“早期现代性”这个说法)问题上打开了新思路。这一思路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述。而《叫魂》则为“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问题提供了一针见血的诠释。简而言之,一部分启后,一部分承前;一部分眺望时代未来,一部分总结时代余烬。自此以后,清代政治问题,无论是政治运作、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转型,都融入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科学框架下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供美国人听着玩的海外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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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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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点看法

我的一点看法:钟焓老师的文章,有两点方法论上的错误,背离了本党在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的宗旨。

其一,唯物史观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割裂地、片面地考察历史,认为历史不应是寻章摘句的文字游戏。而钟焓老师的文章,恰恰是片面地只抓住了几位美国学者个别论文中的局部现象,并不对这些文章的产生背景作深入的调查,寻章摘句,将严肃的史学讨论,变为了整“黑材料”一样的揭短。对于这种事情,本党在历史上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学过党史,心里都应该有数。这些教训是非常痛心的,不应该忘记,更不应该再犯。历史研究应该着眼于大处,胸怀过去,着眼未来,这才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所谓“真实”、将若干碎片式的局部现象扩大为整体。

其二,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党的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党,要有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特别地,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更应注意团结,化解矛盾。而钟焓老师的文章,并未将矛头对准西方反华势力中最为丧心病狂的一小撮人,反而针对一部分试图打破“停滞论”等西方既有错误史观、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历史的,较为温和的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他们过去的错误。这不仅不利于团结国际友人,也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望,违背了文化宣传战线的基本要求。

总之,我认为钟焓老师的这两篇文章,是比较不合适的,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新清史”琐谈 || 或曰,普及文章没说到的东西

一直也很少就“新清史”问题系统地写点什么。只是看到了一位友邻今天讲自己的读书体会,才意识到其实这里面有不少事情,在关注“新清史”的人看来可能是常识,但对于没有长期关注的人来讲却比较隐晦。这两年一直在敝机构某讨论课上讲一个报告,普及一点“新清史”知识,就把这个报告中的一些常见小问题写几句吧。

这里说到的“新清史”讨论,经常所指的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而更像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史类话题中出现的“一个名词”。更具体地讲,中国大陆范围内,在很多场合被提到的“新清史”,并非欧立德、克劳斯蕾、濮德培等诸位试图论证、卫周安以书评总结的那个“新清史”,而是一个传播与谈论的符号。它可以在不同人的口中表达完全相反的意思。这便是我在这个报告中一直强调的,“新清史”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传播问题。很少有人试图去理解这个学术领域,它被提及,一般只是一些学者或者“想要表现得像个学者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随手拉来的一个“东西”而已。

1. 知识获取方式对“新清史”讨论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作为学术领域的“新清史”,其主要研究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大陆能较容易获取的,真是寥寥无几。据我所知,专题论文集仅有《清朝的国家认同》一本,专著则仅有《清代宫廷社会史》《满与汉》两本。论文则主要是定宜庄与欧立德合著的一篇。此外,《嘉峪关外》在网上能找到一个电子版的翻译,《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则有台版的扫描PDF。我们能获得的、以中文体现的“新清史”研究,基本可说是仅此而已。以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第一本书仍然是了解“新清史”的最好途径,因为它所附论文大都比较单刀直入,读者无论产生什么印象吧,都至少能知道他们在说啥。
然而事实是,绝大多数人连这么点材料也不看,完全靠道听途说就开始捧/批。基本上如果一个学者把“新清史”简单地同“中国是清朝的一部分”画等号(而不提政治、文化诸问题的复杂性),并由此出发加以“分裂主义”的批判,那么此人很可能就属不读文献的。还有一类学者,不管卫周安书评中广为接受的说法,把“新清史”说成是1980年代以来的整个海外明清史研究,基本是自说自话。
由于知识获取途径并不遵循学术阅读应有的渠道,故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归纳中国对“新清史”的回应,就很难有意义——很可能讨论者自己根本没读过“新清史”,完全是靠酒桌上几句笑谈就贸然发声,而你又怎么知道这几句笑谈反映的是谁的思想?

2. 传播途径对“新清史”讨论的影响
近年(特指2010年以后)对“新清史”的宣讲,呈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正规刊物上很少看到对“新清史”较为系统的讲解,反而是新媒体、自媒体、书评人一直在提个不停。其中固然有不少优质的内容,但泥沙俱下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正规的学术讨论渠道不大见这个话题?又为什么非正规渠道反而很热闹?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新清史”是一个传播问题。它包含了太多让人兴奋的元素:美国学者、对中共历史叙事的微妙疏离感、涉及民族关系、……随便哪一条,都足够抓眼球,构成一个宣传上的“特质”。书评人扯上它可以提高逼格,出版商扯上它可以提高名气,新媒体则更可以装点自己“学贯中西”“独立思考不畏威权”“富有中国情怀”的形象。这跟公知天天提《通往奴役之路》其实是一回事。
更极端的传播途径是某一类网友圈子的口耳相传。据我所知,一部分“皇汉”和一部分“鞑吹”可以同时吹捧“新清史”的正确性。前者的论述是“美国学者已经证明满清为异族,异族就去死吧”,后者的论述是“美国学者已经证明满清不是中国,我们快独立吧”。完全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局面。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传播中的“新清史”当成学术研究,会造成多么可怕的误解。

3. 对话对象的选取
“新清史”的对话对象和中国史学界关系一直不大,所要修正的是美国社科界多年前对18-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种“停滞、腐朽、落后、铁板一块、全是面目一样的矮个猥琐男子”的错误印象。这个印象直接来自于殖民主义。而“新清史”(如果它真有什么整体回应的话)试图表达的就是18世纪中国军事成功、政治文化多元、经济政策灵活的全新历史印象。
然而这个对话对象在中国的清史学界几乎完全不存在=。=而且大家好像也没有试图了解这个东东的意思。(故而梅尔清老师见到我没多久就拿汉语问:我觉得欧立德他们是在给中国说好话啊,为什么大家这么不高兴?)

4. 关于美国学界眼中的中国学者
美国学者的汉语阅读能力整体来讲是堪忧的。即便能粗读,也不代表熟练。这样的一个后果是,实际上很多中文学术成果,他们是不知道的。长年累积下来,在美国关注18-20世纪的历史学家眼中,似乎中国近代史学史除了“民族主义的梁启超、蒋廷黻、钱穆”就是“共产主义的胡乔木、胡绳”。遗憾的是,深湛晦涩、读起来费劲的研究,经常同时也是学术史的里程碑,例如陈寅恪。其实陈寅恪的学说对于解释“汉化”、理解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是很有帮助的,至少可以让研究者不必为“中国为什么会越研究越淡化”而感觉惊讶——这是南北朝隋唐史的常见状况嘛!然而从欧立德2012年发表的那篇会议发言来看,他好像并不清楚陈寅恪会对“新清史”相关讨论有着怎样的意义。当然,大家都知道,陈寅恪的东西是很难读的,连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生都很多人没读过,何况外国人呢。

我本人其实希望讨论者能够本着理性、建设性的原则,先读后论,有的放矢,着眼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地关注“新清史”问题,不要把“新清史”当成出气筒或者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一个学术领域,而且是一个有点幼稚的学术领域,读一读就拉倒了。当然,这只是太阳系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上一堆微不足道的硅片里跳动的一组微不足道的数据所反映的微不足道的思想而已,大家开心就好。

一个不大的清代档案史料学案例

这几天在审一些很麻烦的清史方面的稿子,主要的工作就是核对脚注的引文。具体什么稿子你们不要问,我也不要说,总之你们知道它错误率很高就是了。

不太偏门的清史文章,最常见的引文错误,大概就是“抄了实录还要掩饰”了。《清实录》是清史研究者最常用的一种史料,它的优点非常明显:成书过程明晰,体例较为统一,版本争议极小,内容基本有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有错误率较低的文本识别版,直接复制粘贴即可引用,较为便利。然而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文章引文只有这一种出处,看起来好像作者光复制粘贴了,没有凸显出作者旁征博引、见多识广的气象。于是很多作者便要加以掩饰:虽然引文仍是复制自《清实录》word版,但脚注不写《清实录》,而用一些同源或者近源史料,如《起居注》、《上谕档》、奏折等。从史料学上讲,这样代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行。然而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则非常复杂,不同史料之间经常出现文字的些微差异。更麻烦的是,有时候虽然是同源/近源史料,但偏偏就是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候如果作者不加核对,审稿人就痛苦了。刚刚经历了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大概就属这类。在此略加描述,权当一笑。

我手里这篇稿子有一句间接引语:“(乾隆六十年)九月,署闽浙总督长麟查明浦霖索要盐规二万两。”后加脚注,标明出处是“录副奏折,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七日长麟、魁伦折”。如果我们采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看到,该日以长麟、魁伦为责任人,有两件录副奏折比较接近这一内容。其一为奏报审讯解任官员林棻的情况,其一为奏报近期各案办理情况。然而这两件奏折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同大多数录副奏折一样,军机处负责誊录的官员知道这些折件副本没有人会看,于是抄得特别潦草,几乎无法阅读。

然而如果我们把浦霖的名字放入《清高宗实录》的文本识别中检索,便会对这条引文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原来,在《清高宗实录》卷1486,乾隆六十年九月乙卯,乾隆帝有一上谕,称长麟等人奏报了浦霖收受盐规的事情。这是盐规之事第一次在《实录》中出现。按理来讲,此类奏折叙述案件调查情况,绝不会只报告一个人、一个数字就完事,肯定会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如中间人姓名、渠道等)。而这条间接引文对浦霖的事情概括得如此简略,几乎去掉了一切细节,这很不符合一般著史的常理。因而基本可以推知,引文作者多半没有看到原折,而是抄了《实录》。至于奏折云云,很可能是作者为了掩饰抄《实录》的行为而随手写上去的。事实上,经过非常吃力的阅读,上述两件录副奏折里都没有谈到浦霖勒索盐规的事情。

一般的审读,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清高宗实录》完全可以作为一条正确的引文出处。然而这次的审稿要求很奇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请不要增加引用《清实录》的次数。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我也不要说,总之甲方有这个需求。看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出处了。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长麟等人是什么时候奏报浦霖收受盐规这件事情的。乾隆帝上谕中没提时间,但看来这件事肯定发生在乾隆六十年九月乙卯以前。于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当然就是去查阅奏折。不幸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奏折(已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的名义刊行)的乾隆六十年部分残缺严重,整个九月份的奏折都没有。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中,两人的折件数量相当多,地毯式搜索的难度较大。(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数据库特别卡,读档速度远低于刊本。)

不过我们此时尚有另一渠道还可以一试。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曾以很多名义刊行过一些。有一套书叫做《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针对乾隆朝几件重大贪污案件刊发了一些相关档案。其中恰好就有伍拉纳、浦霖的贪污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套书。该书中九月及更早的档案大约有20件,其中大多为查抄记录,可以尽情忽略。于是在剔除了很多明显无关的档案后,我们终于在该书第4册找到了几件相近的档案,并基本不太费力地找到了长麟等人的原折(3461-3463页)。该折是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不是“九月七日”,从其中详述如何得知浦霖收受盐规的情况来看,该折毫无疑问是这件事情第一次进入到政府文书的范围内。《清实录》中乾隆帝援引的长麟奏折,如果不出很大的意外,那么应该就是这一条。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脚注究竟该改成上面这个已刊档案呢,还是该改成清史编纂委员会数据库里的档案?根据具文时间,我们重新检索了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数据库,发现八月二十五日的这件奏折,已公开的只有录副版本。而《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的影印本,其字迹很工整,尾部的朱批则与正文字体大异,显系皇帝手迹。很明显,这件影印本来自奏折的原件,而非录副。那么引文当然也以这一刊本为是。这一脚注便应该从“录副奏折blablabla”改为“《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4册,3461-3463页。”Case Closed。

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是不错的清代史料学运用的案例,涉及了近源史料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常见的“糊弄事儿”行为——原稿作者显然只是看到了《实录》里的“九月”(《实录》的日期用干支标注,故而如果不专门查,一般人都只会对月份敏感),就随便把录副奏折里一个九月的奏折日期抄过来凑数。当然,虽然这个过程觉得有所学益,但我还是希望剩下的稿子不要再这么教我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