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一部个人面孔的倒影,亦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浅谈《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之于何女士

按:本文系何清涟《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0年)的一篇读后评介。迭遭删除,在这里存档。

对何清涟女士感兴趣的同志们,我觉得不仅要看《现代化的陷阱》,更要看《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前者是她作为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人士的最主要的作品,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但后者的阅读意义更为重要,尤其是其中《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一文尤其应该重视,那是何女士自己书写的个人史,暗示了她那种诅生咒死、略带毁灭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来源。只有仔细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位女士到底为什么写、写些什么。

何女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她做传媒人的本领远超过经济学专业素养。这并不全是夸奖,也并不应该视为批评。

何女士在中国大陆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大约是2000年前后的那几年。当时她任职于深圳的一家报纸,较早地作为非政府、也与高校及大型研究机构关系不大的人士关注中国经济的变化(《现代化的陷阱》便是这些工作的结晶),同时积极参与民生问题的讨论,挖掘社会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应该说她的工作并不比当时的《南方周末》差,尤其擅长从政治体制的高度,来论述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这在19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学界交流很少、记者也大多只会就事论事的情况下,颇有鹤立鸡群之感。

熟悉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公知吗?确实很像,但又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公知更像是一个在公园里拿着竹竿到处乱挥的疯子,它确实刺中了什么——一般是空气——但毫无方向,也不是很用力气,而且一旦累了还会坐下歇着不挥了。但何女士无论持久性还是思维的一贯性都要强得多,她坚持认为政治体制的僵化、政府转型的迟缓、官方对自己的角色不能从毛时代过渡到民主时代,是一切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她或许有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子。

我对何女士最为佩服的是她组织材料和叙事的能力,其集大成者即为《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一文,这也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史。何女士不仅写出了她在十年中种种经历(并且以精心组织的详略关系,非常有效地生产出了一种“能获得共鸣的”苦难感),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谈话、查资料等方式,试图将这种“伤痕故事”和2000年联系起来,证明那些年轻时候折磨她的记忆,仍在不断地发出声音,无处遁逃。这一点比很多知青故事(无论忆苦思甜还是只苦不甜)都要好。最后她用四个故事,成功编织出了一个历史与当下的时空交融:带队干部的女儿找她要介绍工作、“二代”屈居大学图书馆被她的演讲刺激、知青及其子女在统计上构成下岗职工的主体、自己在梦中回到那个被折磨的时代。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必须要说,这种制造感觉的方式,远超过很多长篇大论的历史书写。此外,她在1990年代后期致力于发现除了张志新、遇罗克以外的“殉道者故事”,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很多并不知名的人,他们的事迹因此而能够读到。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她是国内最早把女性歧视问题抬升起来谈的作者之一,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研究显示1990年代后期,城市(包括所谓“中产”)所面临的性别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何女士作为一名传媒人,远比经济学家合适——她太不像学者了。一位研究者,其所反思与关照的应该第一位是自己的内心,这种反思与关照是通过对知识、对方法的吸收、调整、组织所完成的。至于叙事技巧则还要往后,更多是一种将反思推向外界的手段。然而何清涟女士则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十年动乱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她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冲出重重罗网,获得了可以直面“大魔王”的机会,因而她写文章的目的性完全远离了对内心的关照,而关注着眼前所可以看到的“敌人”——揭露真相便是战斗,而在知识上的精雕细琢与反思则意味着软弱。这在她的研究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亦即方法上的“不讲究”、知识上始终不太打动人。诚然,她在2000年就预言到政治体制问题将会给中国带来危机,但是一来她完全没看到21世纪之初的经济腾飞,二来也没能准确预言经济危机的发生方式。正如客人来喝孩子满月酒时说出“这孩子迟早要死”一样,纵然最终能应验,但如果看不到应验以前所发生的更丰富的事迹,这种“诸葛亮”也很难令人允服。这些看法也不是我的原创,在当时就有人提过了——何女士在本书中收入了一篇回应张曙光对她的批评的文章,尽管她言辞尖锐地反击了许多批评,但我们仍不难看出当时人对她的意见。而且即便是她的知识分子关怀,例如《历史的吊诡》等集中体现何女士对历史、对民族命运的思考的文章,虽然超过了当时的很多时评作家,但和知识界比起来也不能说多么深入。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里谈到这么一件事情:对于有的人来讲,知识先于信仰,读书求知、不断反思内心是一种达成自我超越的方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信仰先于知识,过多的获取和调弄知识,反而会影响信仰的纯粹。我觉得何清涟女士整体来讲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她自己并不追求学术上的突破(甚至公开鄙薄学术研究者的工作,见《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一文),读者也感觉不到她在方法和学理上有什么大的关照。所以我认为,虽然她一直自命为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但其实更适合她的角色,是那些站在仰望星空者身旁、偶然间听到若干喃喃自语,然后迅速演绎为治世名理的人,也就是专栏作者、图书策划、新媒体主创等等传媒角色。

最后要说的是,我第一次读何女士的书,便是中学时期,当时深为战斗精神所鼓舞。很多年以后,特别是在历史学里泡久了,有一次回去重读《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深为其中作者不加掩饰的、强烈的仇恨心态,以及通过书写来复仇的暗示所惊讶:这种复仇是具体到个人的(甚至写出了当事人女孩子的名字),不单单虚妄的“老大哥”本身。我觉得,或许我们谁也没有何女士的那种经历,故而我们对何女士(特别是出逃到美国、言论越发脱离中国实际以后的何女士)也应该稍微宽容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有所警觉,也许它始终未曾离去,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对世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始终不曾堕落——只是当她远离了近距离观察经济与民生问题的位置以后,那些以前的影子成为了全部、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种影子的读者感觉到一种不切实际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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