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纂问题

按：这是给知乎上“清史的编撰进展如何？”所写的答案。

谢邀。

看了一下几个高票答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隔膜的样子，甚至有人把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搞混了。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

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实际上，说句不大好听的话，直到今天，清朝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足够权威的叙事体系。这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但至少，我们先得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载体才能说叙事构建起来了。这套载体就是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史籍体例的史书。通过国家权威为后盾的史书，将历史连起来，构成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连续的历史叙事，这正是大型历史工程的意义。例如，清代以前的历史叙事之所以能有一个很权威的体系，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功不可没。故而，通过编纂史书将清代历史纳入到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书写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建构中国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也能彰显编纂者背后的文化权威——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隔代修史”，而实际历史中通过编史书来表达文化观念的行为比“隔代”这种简单的继承关系更为复杂。总之，全面地编一套清代史书，这是个大事。此即所谓清史编纂问题的由来。

共和国建立以前，编纂清代史书的工作已经进行过几次了，但大多是私人著述，没有官方权威性。唯一一项有政府权威的是赵尔巽等编纂的《清史稿》。然而，一方面是《清史稿》的权威性来自北洋政府，而这个政府早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丧失权威了，史书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编纂权威不足）。另一方面，这套书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质量也确实比较差（或曰，历史编纂质量不好）。总之就是《清史稿》虽然被很多人列为“二十四史”之后的第25部正史（特别是被中华书局跟二十四史一起放进绿皮那套书里出版），但在1930-1970年代，史学界不太看重这套书的历史编纂意义。大家谈起《清史稿》，一般只是当成史料，拆开零碎地引用而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清史编纂的情况。

接下来来说中共对清史的态度。中共早期的文化工程，基本上是以配合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培训为目的的。当然，这种情况下，对历史的看法会非常功利，历史仿佛只是孕育中国革命的一个背景而已（这正是政治课中包括“史纲”的原因）。而清代作为直接触发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朝代，在这套体系里，地位自然是很糟的。由于这些原因，直到1950年代，清代历史在中共的历史叙事里的表现形式，基本只有教科书里前几章骂一骂而已。对于革命政权，这种程度的历史书写就已经够了。

清史编纂的提出与中断

随着1950年代政权逐渐巩固，国家形态的文化工程也逐渐浮出水面，“编一部清史”这个想法，逐渐在史学界获得了共识。1960年代中期已有初步的编修清史的意向。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郭影秋（1909-1985），他在1950年代担任过云南省长等要职，1963年调入人民大学，同时具有中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两重身份。当时人民大学整体上是一个以干部培训和进修为主的高校，思想政治培训是老本行，但又不脱知识分子的风气，比较适合传统史学与革命政权之间的接合。在郭影秋等人的运作之下，1965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建立清史编纂委员会。

接着爆发了文革，史学家没死的都被扔去种红薯。清史编纂工程就暂停了。

1970年代初，文革的紧张气氛有所缓解，郭影秋的个人地位也有所恢复。在他的呼吁之下，一批清史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的教师和干部被召回北京。这时人民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只能在北京其他高校先尝试着搞搞。197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算是一个为将来编纂清史作准备的机构。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这个小组也搬了回来，就是现在的清史研究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很多早期工作就是由这个机构承担的；这个机构的成立，就是为了给中央日后编纂清史作准备。

清史编纂的野生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逐渐复苏。很多学者都意识到，没有一个系统的清史叙事，无论教学还是科研工作都不好展开。于是分别搞了若干野生的清史。

一个很明显的共识是，迟早中央都是要修清史的，而且一定会委派给编书能力较强、基础较好的单位。于是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为了将来能承担这一工作，获得项（jing1）目（fei4）的主导权，都策划着编纂了一些清史类的大型书籍。今天看来，这些大型书籍多是文字垃圾，不过也不尽然。一些机构逐步向正规学术组织转型，在编纂与研究中发展出了较好的清史学科，沉淀下来了不少资源。其中最典型的是东北若干高校、中国社科院、人大清史所三个清史编纂的中心圈子。间歇性的合（si1）作（bi1）中，陆续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清史史书，如《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清史所的版本）《清史编年》等。应该说，由于此一时期中央没有介入学术界的这些组织，而清史学界又不像中国古代史其他领域那样有明显的学术流派格局，因而文人争执在所难免，不同单位之间的统筹分工尤其难办。学术组织自己无论经费还是号召力都有限，想要推动大型文化工程，非常困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全史》，这套书是1990年代东北圈子和社科院合作的结果，想要作为学界通用的清史史书。考虑到成书年代，这套书的史学价值还是挺好的。然而从今天的历史书写角度来看，这套书有四个较大的历史编纂学（而非历史学）问题。其一是这套书没有统筹编纂的人，相当于每卷都独立编纂、然后统一套个皮出版，历史书写上不够严谨。其二是这套书的编纂者中包含一些对清代历史没多少同情心的人（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明粉历史学家的杀伤力特别强，双重标准玩起来让人目瞪口呆），历史叙事里埋雷。其三是这套书的编纂过程没有政府参与，事后也没得到中央认可。其四是这套书完全采用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和语气写成，和传统史书相差太大，非但不能体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甚至还有种回溯的断裂性。

此外还有一些由于学界不善统筹而自行消亡的工程，例如《清会要》，虽非历史编纂的典型形式，但从传统史学上讲，接续在列朝会要之后，也是历史书写的一种体现。该书先由商鸿逵先生独力从事，商先生去世后由王钟翰先生主持，直到1990年代前期还有过协调性的会议。最终无疾而终。其成果分散于一堆学者自己手中，后来转变为各种其他书籍的基础，例如《清代典章制度词典》等。

清史编纂工程终于启动

到2001年，经过若干运作（主要是社科院和人大清史所的折腾），“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由于得到了政府全力支持，该项目财力非常充足（真！的！很！有！钱！！），人力也就不太成问题:(。它头几年的运转，主要依靠人大清史所的教工和学生，办公也经常使用清史所的场地，甚至一度连文献资料都从清史所借用。不过随着工程的进行，其他学术组织的参与增多，涉及的人数已经达到四位数之巨，统筹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肯定无法依靠清史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来管理。因而文化部越来越多地介入管理工作。近年来文化部派出的官员已经成为核心的主事之人，而学者只是“执行者”；委员会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建立了自己的文献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但并无多少独门秘籍，基本都可不太费力地找到电子版或公共图书馆馆藏）和内部档案数据库（与一史馆电子化档案大致相同）。

清史编纂的困难，远比一般人想象中要大很多。前朝历史的编纂，往往是几代人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铺路，作出无数考证，然后再统一修订的结果。而清代历史缺少这种沉淀，实际上处于一边编纂、一边研究的状况，因此很多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实在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近年来历史学研究推进得非常迅速，今天刚写出一段史书，可能明天就会冒出一篇论文来否定其中某些叙述。而且近代以来，不同研究范式、不同话语体系，都在影响着历史书写；用一种范式著成的史书，可能在持不同话语体系的人看来，就是老调/异端/“历史虚无主义”/“泛政治论”/“套用西方后现代话语”/……等等。这比万氏兄弟著《明史》的时候复杂多了。

（补充一点：纪传体在这方面确有优势，一方面能够保留历史事实考证的争议与矛盾，一方面能够尽量减少范式所带来的问题。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在这两点上问题都很明显。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虽然是目前最好的民国史书，但它的编纂工作长达30年之久，最早和最晚编纂的部分可能话语体系差别非常之大，导致一部书里有几套范式，这在历史编纂学上肯定是缺憾。）

还有就是人物评价。委员会采用了纪传体的体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多人都想用历史教科书那个体例），故而在传记环节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些都是雷区，不仅学界内部会有不同声音，而且学术界之外的压力也会渗入。比方说，可能会有历史人物的子孙试图施压，要求写得好一点。在具体问题上，这类争论会变得很棘手，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如何书写吴三桂：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功臣？正视他叛变的事迹？观点之争，落实到编纂工作中，就变成了学者之间的平衡术。当然，历史编纂学一般会认为，历史评价问题可以有矛盾共存，也可以对敏感问题淡化处理，但在实际工作中都需要协调。

此外还有各种神奇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和国内学术环境相关的事情。这些东西由于我所知可信度不高，而且往往消息来源的主观性较大，就不能再谈了。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相信各位看到前面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清史编纂工程”的背景，应该可以意识到，清史编纂是一个背景特别复杂、利益牵扯很多的事情。对它的批评，学术经常只是幌子，真实原因往往来自学界内部的矛盾。指责越无稽、跟批评者自己的立场和地位牵涉越多，就和“本位主义”挂得越近，实际工作中往往就是没能从经费里挖一勺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对这类局外人的批评太当真。

原本的计划是，这套清史每一部分稿件都要经过三轮审查和校订，然后交给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这个计划现在肯定已经无法完成。绝大多数稿件目前处于审查状态（第几轮就不一定了）。不过根据现有的进展，肯定不会像《清会要》一样烂尾，只要本朝不完，应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是可以成书的。至于稿件质量，我说无可奉告，读者大概也不高兴，然而我还能咋办……

与清史编纂同时进行的是“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资助下对清代史料的清理和出版。这是对学界最有帮助的工作。借助清史编纂工程的充裕经费，学术出版这种不太生利的事业得以进行，数量惊人的孤本与稀见史料得以广为散布。目前已有档案丛刊、文献丛刊及一个译介的系列，译介不仅有经典著作，也有新书，档案文献规模更是可观，仅《清代诗文集汇编》就有八百册之巨。清史研究的一大困难，在于史料获取非常困难。前代历史可能把着钦定正史和会要就能做一些初步的东西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清史也是这么搞的。然而随着很多新史料的披露，我们对清代历史的广度和复杂度都要有重新的估计，其中有趣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当然这也带来一些新问题：新史料披露出来，学界就可以研究出和以往认知不同的成果；而同一时期编纂的史书，恰恰是以往认知的体现。换句话说，清史编纂工程掏钱印的史料，都是在为别人否定它自己的成果提供弹药。这简直是宿命一样的结局，不过对广大学界同仁来说也是好事嘛。

最后一点辨误

围绕着“新清史”这三个字，可以说有三个完全不相同的实体。很多人不明所以，彼此混淆。这个问题里一度有一个“新清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的标签，就是这种混淆的一个例子。三个实体分别列于下：

(1). “清史编纂工程”。但事实上，“清史编纂工程”从未被简称为“新清史”，它常见的简称是“新修清史”或“大清史”。

(2).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这是美国汉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和清史编纂工程基本完全无关。2015年李治亭等人狠批的就是这个领域。其实想想看就能明白嘛，李治亭先生身任清史编纂委员会要职，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脸呢。

(3). 台湾编的两本书。1980年代以后，台湾一度尝试重新编纂具有官方权威认可的清史史书；然而由于陈水扁上台后打压史学界对大中华区域的历史关怀，推行历史的本地化，要求以台湾为历史书写的主体，这个台湾版的清史编纂工程就胎死腹中了。已经编完的部分，以《新清史本纪》《新清史地理志》为名出版。这也带着“新清史”，只是不太为人所知罢了。
大概就是这些吧。利益相关：在层层发包中审过几篇稿子。（所以对稿件具体情况无可奉告，不然发包给我的人就得算违约赔钱。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我没有半点说稿件不好的意思，宣传上出了偏差你们要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