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due, Peter C. “Tea, Cloth, Gold, and Religion: Manchu Sources on Trade Missions From Mongolia to Tibet.” Late Imperial China 36, no. 2 (2015): 1–22. doi:10.1353/late.2015.0005.
探讨准噶尔三次赴藏熬茶过程中的贸易活动如何影响了这一事件的轨迹。熬茶揭示了中央欧亚政治中复杂的独立性，展现了清朝如何利用边境贸易来取得外交和经济上的利益，也是清帝国统治方式的一种体现。
朝贡贸易模式过度简化了清朝与外界的关系，实际情况很多元，熬茶便是一种。乾隆初年，准部有面向北京的朝贡贸易，也有面向西藏的熬茶活动。清廷准允熬茶，是清准关系缓和的象征，也是清人试探准部和平意愿的手段。另一方面，熬茶具有宗教的仪式性，参与者来自蒙古和西藏。
第一次熬茶，1741年
清廷对准部的熬茶请求颇费踌躇。鄂尔泰主张不可听其逗留，并要求边疆军官不可收受礼品。由于西宁互市价格过低，使团未能成功售出足够的商品，又无力运走，只能打道回府。准部有人要求地方官员介入，但地方官员表示无能为力。由于价格问题，准部熬茶使团从西宁返回准部，未继续前往拉萨。
清方为准部熬茶一事做了多方准备：
- 迁走沿途蒙古部落，以免准部与之联系
- 沿途供应牛羊及相关补给品
- 指示颇罗鼐随时注意藏中情况。颇罗鼐之得位，清人与焉，故颇罗鼐对清人很忠诚。
其间熬茶团要求访问塔尔寺等佛教寺庙，清方允许其作宗教访问，但不允许更多的私人会晤。准部进献的礼物中包括番布，不知道是波斯布匹还是中东织物。
熬茶团半途而废，引发了清准双方的猜疑。皇帝与鄂尔泰都猜测准方有何图谋。经过乌赫图和阿喇布坦解释，贸易问题才为清方所知。原来使团携带的货物必须在青海卖完，不然不仅路费堪忧，还会拖累牲畜，而且噶尔丹策零对交易额有要求，使团必须得卖够。
第二次熬茶：1743年
军机处官员反对，但皇帝最后施恩准允，并将上次熬茶失败归咎于使团违背噶尔丹策零的指示。清朝担心准部趁机与金川和廓尔喀联络，指定了远离两区域的路线。其余准备工作基本如前。
在熬茶使团前进时，清准之间发生了情报战。准部与拉达克互通消息，其中介是使者和穆斯林商人。颇罗鼐则为清朝打探、运作，放逐了拉达克派来为准部打探情报的喇嘛。
两名淹留准部的喇嘛利用这个机会逃回拉萨，为清方所获。其一名为罗卜藏丹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 准部近期出痘。
- 第一次熬茶时的使团重要成员Cimed向噶尔丹策零抱怨清方在贸易问题上多有阻挠，劝噶尔丹策零启衅入侵。但由于同行其他使团成员揭发Cimed说谎，西藏的喇嘛也不支持，噶尔丹策零没有起兵。
这次熬茶取得了成功。准部获得了宗教和贸易上的成功，清朝则完成了一次政治权力的宣示，并获得了大量情报。
第三次熬茶：1747-1748
这次熬茶贸易与一次朝贡同时举行。北京使团虽然没有因孝贤纯皇后去世而受影响，但也没能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而熬茶使团这一次携带了过多的商品，无法销售。西宁和拉萨当局赔本消化了一些。
更麻烦的是，藏区出痘，导致使团长期滞留，又让拉萨方面担心蒙古人把痘传染到拉萨。使团与藏人互相猜疑，最终使团未能觐见达赖。
熬茶已经成为西藏的重要负担。清朝和拉萨均不愿再兴熬茶。数年后清准战衅再开，局面无复当初。
结论
清朝官方对夷狄抱有敌视情绪，认为他们都是些贪婪狡猾的“他者”。但这种情绪来自于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并非文化上的轻视。在清朝看来，所有的夷狄都有用处。有些能带来商品，还有的能提供情报。
在所有朝贡贸易之外的交易形式里，熬茶是最不稳定、最短命的一种。它诞生于两个帝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双方都看重藏传佛教，都看出共同磋商、相互理解所带来的利益。这些绞缠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还有打断它们的战争，都表现出了中国在欧亚大陆中持久性的地位。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