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Yuen-sang Leu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Expectant Officials in Late Qing,” in Dragons, Tigers, and Dogs: Qing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State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Robert J. Antony and Jane Kate Leonard (Cornell University, 2002), 61–78.
梁元生所针对的是清代地方政府研究中的二元倾向：正式官员与完全的非官方因素（幕吏役仆）。他认为在这二者之间尚存在其他的群体，他们并非真正的实缺官员，但也不像吏幕役仆那样毫无地位。
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候补官员数量并不多；1870年代以后，候补官数量迅速上升。江浙的候补官数是实缺官的3-4倍。
候补官员要承担临时职事。梁元生将职事分为regular和irregular两类，前者包括军务、河务等有该管衙门的事务，后者则是针对crisis management。晚清的洋务则几乎完全是非常规事务，几乎都是有由候补官员办理，甚至成为了半正式的机构“局”。局中官员如总办、督办、会办、帮办等，称为“局差”，都是由候补官员充任的非正式职位。此外，候补官员在厘金局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差为广大候补官员提供了效力机会。
这种现象标志着晚清中国政治中“非常规性”的兴起，代表着清代行政制度中的弹性。
在商业活动较丰富、洋务繁多的地区，候补官员的角色也就较为重要。例如上海兵工厂等局，汉口等地。地方普通士绅参与时的身份称为“委员”，和局差有区别；“局差”来自衙门的委派。梁元生认为罗威廉对士绅和候补官员之间没有做出较好区分。local gentry和expectant officials (usually came from merchantile background) 之间存有本质区别。候补官员并非传统精英，他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中谋求利益。
梁元生认为，被分配到现代化部门的官员，很多是国家里最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
樸論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