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与世界——“新清史”研究简介

20200227更新:《马背上的王朝》汉译本已经出版。
20190114更新:修正分段的问题,修改错字和病句,更新各个链接。
20160327更新:一年来读书长进不少,大幅改写。
20150321更新:等着看了很久,似乎没发现明显的知识错误。在此把外面扩写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版本拿过来吧。如果有问题大家再提。
本文的更新,可以参见“十五言”上的版本 。如果有大幅修改,会同步过来。

作者按:到目前为止,毫不谦虚地说,本文可能是中文互联网上对“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最为全面的一篇综述。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作者的想法几经变化,不断学习;几年修改,回首颇多感慨。如果本文能够帮到读者,这是作者的荣幸。

简要目录

  • “新清史”研究的起源
    • 地域分区学说
    • 内陆亚洲视角
    • 针对18世纪中国的研究的兴起
    • 合流
  • “新清史”研究的大致内容
    • 研究内容概要
    • 学术史意义
  • 传播与反响
    • 早期传播(2010年以前)
    • 国内唯一一次公开讨论:2010年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
    • 学界降温、传媒升温(2010-2015)
    • 非学术的批判(2015年至今)
  • 谣言
  • 我的一点评述

1.“新清史”研究的起源

“新清史”研究(New Qing History)是对美国一些历史学者就清朝中国所进行的一些历史研究的统称,主要针对的是18世纪(放宽一点来说是17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期)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当中的族群因素。

关于“新清史”研究的产生,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一书的开头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述。这个流派有三个源头:地域分区学说、中亚问题的关注、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推进。

(1.1) 地域分区学说

1980年代以前,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关注,主要仍集中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外国的冲击下如何做出反应,亦即现代化(此处几乎等同于融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的问题,大致可以对应于中国国内所习称的“中国近代史”。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比较粗疏的、比较浅。研究者要么将历史学置于语文学框架下,致力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或某些单一文献的释读,要么从常见文献得出一些泛泛之论,作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这些研究很少深入问题的核心,大多将中国简单处理为落后、需要帮助的对象。诚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已经超越了19世纪旨在“展现异国风情”的写作范式,但这还不够——它缺少文献处理的精度以及与人文社科研究整体的对话。

而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后殖民主义研究范式的逐步推广,从第三世界国家发现历史问题,成为美国人文学界的一种新动向。在这一背景之下,1980年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世代,新方法、新观点、新叙事在探索中不断涌现。关于这一转变,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中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分析。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层面,便是对中国“幅员辽阔”、“社会差异”、“文化多样”的现状,有了深层的认识。说得明白点,就是美国研究者终于意识到: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巨大。以前他们总是把上海当成典型的“中国”,又或是凭借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便说“中国”怎样怎样,这其实都不切合现实,因为中国太大了。这种对区域性差别的认识,催生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分区学说;中国问题被分解为多个大区域(Macroregion)内部的问题。从此美国汉学界终于搞清楚了一件事: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先明确你研究的是哪一个区域。

(1.2) 内陆亚洲视角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推动力,源自所谓的中亚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一般被置于东亚;东亚研究与中亚研究,虽然同属第三世界研究范畴,但在美国人文研究之中一直是两个迥异的领域。 东亚研究在美国人文社科学界版图之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小的学科了,而中亚研究的影响力还要小得多。但中亚研究也并非毫无借鉴价值,这一学界有着极为浓郁的语文学传统,重视多语种、跨族群的文献释读与对比;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语文学的传统,由于学者对中国的内陆亚洲(Inner Asia)边疆地带的关注增多,而被激发了起来,成为历史学的绝好舞台。

所谓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地带,粗略而言包括了东北地区、蒙古高原、天山两翼(大致即今天的新疆)与西藏。毫无疑问,这些地区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社会风貌,都与长城以内中国的腹心之地(习惯称为China Proper,有人译为“中国本土”,我不赞成这个译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任何旅行者走马观花都会发现的。1940年代美国的旅行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已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差异性,他的旅行见闻很长一段时间是美国人看待中国边疆地区的重要参照。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地区,和江南、华南等地区(即西方印象中的典型的“中国”)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拉铁摩尔认为,二者是在19世纪中国领土危机时才被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当然不符合实际,1980年代的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追溯了从汉匈战争到清准战争的历史,试图重新构建草原与长城以内农耕文明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指出了一种理解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边疆地带,或曰“中央欧亚”四周地区)的历史叙事框架,也就是内亚边疆与农耕文明中心的二重互动关系。这一点后来在美国人文社科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一种解释古代欧亚大陆政治体盛衰的方法。

“边疆-中心”互动模式的提出,促使了中国史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地带,找寻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相联系的人、物、事乃至方法、路径,尤其是从边疆地区其他族群的文献和视角来追踪中原。这一眼就旨趣,不可避免地将非汉文文献带入了研究视野,亦是“新清史”的滥觞。

(1.3) 针对18世纪中国的研究的兴起

从19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就意识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问题都发轫于更早的时期,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18世纪——1700年是康熙三十九年,而1799年是嘉庆四年,也是乾隆帝去世的那一年。

1970年代开始,尽管中国大陆仍有诸多困难,但台北的研究资源已经逐步开放给美国年轻学者使用,许多美国新一代学者都可以比较自如地前来台北学习满文、阅读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奏折档案。对于当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而言,这些新史料可谓如获至宝:它如实地反映了盛清时期中国政治运作最真实的一面。研究者终于不用凭借琐碎而不够全面的方志文献、疑信难详的笔记和小册子来观察18世纪最强盛时期的中国了。

这方面,孔飞力(Philip A. Kuhn)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 两位学者的研究,称得上是时代的先驱。他们都注意到了族群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割辫”恐慌军机处中的满汉权力分配),也都注意到了满文奏折在清代中央政治中的特殊意义。对于西方研究者而言,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如何与汉人相处,乍看之下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在世界史上反复出现很多次的“马上征服者-定居生产者”的模式;但仔细观察之下,而18世纪清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实践,有许多更值得注意和思考的议题。这令18世纪史,或者说清前期的历史,成为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史的一个重点。

(1.4) 合流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上述三种研究路数有合流的倾向。1987年,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发表了一篇探讨《满洲源流考》编纂过程的文章(JAS(1987) 46.4: 761-790),将文化人类学方法与清史研究结合,提出“满人构建满洲起源神话,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观点,提示了清朝国家的一种主动性。这已经距离“新清史”研究很近了。

1990年,她的《孤军:满人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书出版,是为“新清史”诞生前夜的重要作品。1991年罗友枝(Evelyn Rawski) 撰写亚洲研究综述时,盛赞了这两项研究(JAS(1991) 50.1: 84-111):

在处理族姓问题的案例中,有一点可能是最为震撼的:满人皇帝在统治中国时,淡化了他们非汉族的起源;直到19世纪晚期以前,他们都能令汉人士大夫相信,满人皇帝已经遵行汉人的规则模式。但是满人自身并未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在同蒙古人、回疆人和西藏人往来时,仍会强调自己的草原来历。

柯娇燕对晚清时期数代旗人家族的研究显示,当满人被称为国家的少数民族时,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达到了其顶峰;而“汉化”则尚未被用来描述满洲身份的历史演变。

(1.5) “新清史”研究浮出水面:罗友枝、何炳棣之争

1996年至1998年,罗友枝与著名旅美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发生了一场争论,一般认为是“新清史”正式诞生的标志。

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友枝1996年发表的一篇她之前为亚洲研究学会所做的演讲稿《再观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1996) 55.4: 829-850) 。这篇文章的开头(这一部分已经有汉译)总结了1990年代中期通过非汉族文献和历史现象来认识中国的研究趋势,并主张这一趋势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史研究的进步。

罗友枝在这篇文章开头提到了何炳棣近三十年以前写的一篇论文(JAS(1967) 26.2: 189-195),认为那篇论文代表了利用“汉化”这一概念来看待清史的范式,并指出,现在的研究走入了“相反的方向”(opposite)。何炳棣先生为人孤傲,性子较急,被这种不够恭敬的话惹怒了。1998年何炳棣发表《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AS(1998) 57.1: 123-155)一文,以火气很大的语言指斥罗友枝。在本文之中,何炳棣几乎把唐代以来北族政权的汉化历史整个回溯了一遍,在文章的末尾认为“汉化”的视角无可置疑。应该说,何先生的这番回复有些“不摸脉”;但这场争论一下子把罗友枝提到的“研究趋势”公开化了。1990年代,柯娇燕、欧立德(Mark C.Elliott)、罗友枝、濮德培(Peter C. Perdu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清史”研究了。

(1.6) 小结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到,“新清史”是美国汉学独立成长出来的一个概念,关照的当然是中国问题,但又不全是中国问题,尤其不同于我们中国人所习见的那种“中国问题”。在方法上,它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特征,例如,对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极大青睐,重视语言符号的表意功能,重视多语言史料互相佐证,使用族群、性别等近代身份概念审视历史,等等。当然它承接了日本的亚洲研究的部分遗产,但是基本上还是独立的。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东洋史”是新清史的一大源头。这一点经多方了解,应该算是一个误解。1997年森正夫、岸本美绪等人编写《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时,与“新清史”的对话尚不明显,可为一证。而且日本学者对族群问题非常不熟悉。诚然岸本美绪被很多人认为是“新清史”学者,但并不是说“不按中国权威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都是新清史”。


2. 研究内容

关于“新清史”的具体研究状况,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国内由于语言隔阂、研究习惯的差别、不同领域之间的壁垒,对“新清史”的解读往往存在误解。目前对新清史的译介与反响,可读性较好的主要是刘凤云等主编的《清朝的国家认同》一书。这本书是2010年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中有关“新清史”一部分文章的选录,其中收有罗友枝、何炳棣争论的两篇论文,以及海内外一些较为典型的陈述和议论。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收录了卫周安 (Joanna Waley-Cohen)《“新清史”》(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2004) 193-206)一文的中译,而这是“新清史”研究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篇“给自己打标签”的综述文献。

此外,罗威廉 (William Rowe) 的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一书,大概可以算是以包括“新清史”研究成果在内一批新研究为基础而撰写的清史教材,此书汉译已列入《哈佛中国史》中出版。

而国外的“新清史”著作,对于初窥门径者而言,以下几本书可以一读:

(2.1) 研究内容概要

当然对于大多数读到这里的人而言,都不会读原著,而会希望读到“新清史”研究的简单概述吧。我本人读书内容尚浅,只能说个大概。我认为“新清史”研究所想要解释的是18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图景及其与族群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图景怎样哺育了近代身份。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把粗略意义上的“中国人”分门别类的概念及其分类标准都是怎么出现的。

(所谓身份,最简明的解释就是我们给自己打的标签。比如说假设我写一段自我介绍,那么必然是这么开头:“atreides,男,河内温县人,亚波族,某校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党员/非党员,……”这里先后出现了性别、籍贯、族群、专业/职业、学历、单位、政党等多种身份。一般认为,身份的多元化是近代的产物;对于近代以前,很多人可能对自己有什么“标签”并不清楚,我们现在熟知的许多“标签”也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有不一样的意义。然而身份也并非是从近代一下子冒出来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复杂的历史格局,孕育身份的动力一定很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身份”——它指向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而本身则发源于历史。)

虽然卫周安将这个“身份”放得很宽(特别是强调了性别身份的意义),但从研究实践上讲,“新清史”所关注比较多的还是族群身份(满、汉、……),特别是如同熔炉一般的清朝“帝国”怎样哺育了族群身份的诞生。这个问题拆解开来,便是一连串具体领域上的具体问题,全都指向“18世纪清帝国的多元性”。例如:

  • 清朝“帝国”广袤且内部差异巨大的疆域的形成:关注清帝国的扩张/征服过程,探讨帝国如何采用不同的统治策略掌控了各个领土区域(China Proper、回疆、蒙古、西藏、满洲、……),并维持其政治秩序;
  • 清朝“帝国”当中复杂的文化氛围:关注清代中国庞大的文化维度和灿烂且多元的文化形态,探讨帝国中的不同组成在文化上的反映,以及这种文化背后的政治涵义。
  • 边疆与中央的互动如何哺育了族群身份:关注清帝国对边疆的统治(主要是西北边疆,其他地方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探讨清帝国对周边地区的移民、屯垦、掠夺,以及基层社会的控制;
  • 满人族群身份产生的时机:关注满洲的“族性”(ethnicity),探讨满洲人是否/何时具有族群身份、其族群如何组织并控制了清朝的政治权力;

早期“新清史”研究的尝试性十分明显,论证过程中往往出现很不严谨的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逐步推进,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成熟多了。早期研究者尚有将“中亚研究”这一领域“族群-语言-地域-近代民族国家”的简单关系拉到中国史来的现象(所谓“新清史”=“一族一地,满洲超居其上”的误解,就由此而来)。随着研究的推进,清代历史的复杂性逐渐为美国学人所熟知,近年来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具体历史场景之中,很少有人继续坚持这个过于简单粗暴的框架了。

(2.2) “新清史”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要说“新清史”研究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解答,而在于提问。

对于美国的历史学界而言,“新清史”研究针对盛清中国社会的讨论,将西方入侵以前中国历史从语文学的“章句之学”拉入了美国人文社科学界更广阔的天地之中,令18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成为广泛意义上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应该看到的是,在“新清史”研究产生以前,论者往往认定十八世纪中国历史孤立于世界史之外,仿佛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这一件事就足以代表中国历史的全貌;而“新清史”研究则指出,十八世纪的中国,蕴含着复杂的关系,孕育着近代变化的诸多发端;清朝皇帝拥有强大的统治能力,而且愿意调动政治、社会、文化的资源来改善帝国的处境。此其一。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新清史”促成了美国历史学界的“欧亚转向”。在200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学界的“世界史”叙事,几乎都是以大西洋世界为中心展开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世界”(World)几乎特指大西洋世界(Atlantic World),好像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西端有意义,中部和东部都只是在接受西部的东西而已。当然,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加州学派已经从发展道路上开始反思“欧亚”(Eurasia)是否是一个可以和“大西洋”相提并论的概念,但这一反思与“早期近代”的世界现象相结合、进而提示我们17-18世纪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则2000年代诞生的“新清史”居功至伟。“新清史”描述了17、18世纪清帝国强盛且健全的社会、文化图景,引发了一轮对17、18世纪世界史结构的思考,即:大西洋世界是否一定是世界史的核心地带?欧亚大陆的变化是否有世界史的意义?18世纪中国除了出口陶瓷茶叶生丝以外,还能怎么参与到世界中?这一说法,应该说是对美国社会科学界“中国例外论”、“中国历史无非就是停滞封闭论”的致命一击。

而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界而言,“新清史”最大的意义,便是“逼迫”每一个清史学人去思考清代在“古代”与“近代”的接缝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特别是民族和疆域问题的近代转型。

在这一点上,张广达先生在《时代周报》2010年2月24日,第67期上有非常好的解释:

我有我的中国情怀。中国能够几千年延续下来,是全世界留下文献最多的国家,这个民族能够存续到今天绝非偶然,我将尽我的最大力量加以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不管不顾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阙失和缺点。我的中国情怀是尊重国内各个民族群体的感受、考虑和东亚各个邻国的关系、正视世界各个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的中国情怀,而不是无根据地、盲目地不管现实世界的发展、不研究境内境外的“他者”。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又是生活在反思性的现代化时代的中国人,这就决定了我不能简简单单地袭取辉煌的大唐时代或大清帝国时代的中国情怀。当美国学者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路康乐、罗维(威)廉等纷纷提出清史研究上一些新思考的时候,我无法闭目塞听,我的中国情怀不允许我无视“他者”提出的一些值得思考的概念。

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历史不同,清朝的历史很晚才成为正规的历史学研究对象;清史研究沉淀较少,叙事缺陷较多,往往对历史场景和过程的复杂性考虑不足。而“新清史”研究所希图解释的,正是清朝历史的复杂性,故而有许多地方可以对国内学者产生启示。从2010年以来,围绕与“新清史”研究相关的议题如清代国家模式等,中国学者作出了不少前沿工作;这些工作往往并非正面回应“新清史”研究,但却有着和“新清史”相近的关注点;观点虽然未必和“新清史”相同(甚至多有抵牾),但仍然丰富了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这种刺激效应正是“新清史”研究兴起的一大作用。

总而言之,如果说“新清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话,便是意识到作为历史存在的中国,在它的十八世纪,其恢弘灿烂、海纳百川之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提示我们,现代性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演变,其过程可能很复杂,我们现在所持的现代观念都与历史状况有差异。

3. 传播与反响

“新清史”的传播史是一个足以写一本书的大课题。粗略来讲,这个传播史可以分成三部分,以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及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报》所组织的四篇批判文章为两个分水岭。

(3.1) 早期传播(2010年以前)

自从2000年代初,“新清史”便通过中美学人之间的零星交流而开始传播了。这正是早期“新清史”研究逐渐冒头的时代。欧立德曾经半开玩笑地指出北京是“新清史”的发源地之一,也不无道理。2000年代前期,不少美国新锐学人都曾到北京阅读奏折、学习满文、宣读论文,甚至跟随博士班学生一起从事学习活动。当时接待过这一批北美学人的单位与教授,后来大多对本世纪初的清史研究抱有比较高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本世纪初,学人的英语能力普遍有限,只言片语之间,许多概念未加解释,误解丛生;大多数我们今天的误解,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新清史”毕竟是一个美国学科,一些表述来自于美国的语境,换到中国语境里很容易招致反感。特别地,早期“新清史”研究对“中亚研究”的采择确有不严谨之处,特别是对族群关系的考察尤为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嘉峪关外》一书的开头,使用了“‘纯种’中国人”(True Chinese)这样一个概念。一旦“新清史”被认为可能会催生新疆和西藏的民族主义,进而成为分离势力的借口,便加强了猜疑。例如米华健使用了“清帝国主义”来形容中国史,这在中国历史学界看来几乎是“倒打一耙”:清代中国明明是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怎么在你们口中变成“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了?

(3.2) 国内唯一一次公开讨论:2010年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

到2010年,人大清史所召开清代政治史的学术会议,其中就“新清史”问题打算组织一轮公开讨论。为此清史所动用了不少关系,摆平了签证问题,将若干代表性学者请来中国;同时提前将“新清史”研究的一些论文翻译出来,组成《清朝的国家认同》一书印行,以便让参与讨论的中国学者能真正去了解“新清史”研究在说什么,不致受道听途说所迷惑。

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是无明确议程的圆桌会议,关于“新清史”的讨论就在这半天里进行。此后会议论文编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下两册)出版。

到目前为止,这次会议是海内外唯一一次针对“新清史”研究的、比较开诚布公的对话;对“新清史”研究较有意义的讨论,也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称为是“学术史的绝响”。

关于这次会议,一种流传比较广的谣言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阴谋,是“批斗会”,把“新清史”学者找来逼他们认错。我询问了当时旁听会议的几名国内外学人,均表示现场讨论虽然激烈,但仍集中在学术范围内,并未出现中国学者作政治批判的状况,可知谣言内容不确。如果我们把《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略作检视,即可发现,“新清史”只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会者也无意正面作出批驳,更多的还是意见的交换。

(3.3) 学界降温、传媒升温(2010-2015)

2010年以后,“新清史”在中文学界内整体其实呈现出降温的趋势。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已经在“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表述。

大陆学界此一时期最重要的便是定宜庄与欧立德合写的论文《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116-146页)。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和2010年会议有关的议题,整体而言仍是很好的“新清史”读物。台湾方面,2012年在台北,由汪荣祖先生主持再次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论文结集为《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一书。这次会议没有国外学者参加,正面批驳的意味较为明显,特别是汪荣祖的论文,将许多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明白地写了出来。不过这本书流传不广,我直到2015年才读到。

然而十分微妙的是,就在国内学界冷却之时,国内的书评界却开始升温了:“新清史”研究渐渐被国内传媒当成卖书和标榜独立性的工具。由于一些传媒界人士一知半解、侜张为幻,谣言传播更为严重。最恶劣的影响便是有人将一篇和“新清史”毫无关系、学术意义也不大的台湾小文章《解构中国性》(英文标题为Fuck Chineseness)当成“新清史”成果推了出来,很多老先生误以为真(微信的书评公众号“功”不可没),认为“新清史”研究的学者用脏字侮辱中国学界,情绪也越发激动。

(3.4) 非学术的批判(2015年至今)

2014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开始着手组织一轮针对“新清史”研究的全方位批判,广泛约稿,但学界应和者不多,特别是之前较为积极的几位学者都未发声。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2015年4-6月间李治亭、钟焓、刘文鹏、杨益茂四人各自撰写的文章。

其中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一文最为引人瞩目:该文文风奇特,语气激烈,共用感叹号八十八个,但行文却表现出作者并不了解“新清史”研究的内容。一般认为这明显并非学术批判。杨益茂与李治亭基本一致。钟焓起先以学术批判为主,但到2016年初又发表了两篇文章,将一些学者以前说过的、和中国语境下历史表述有所差别的话断章取义地截出,至此也流入非学术批判一类。

这四篇文章拉开了所谓“批判‘新清史’研究运动”的序幕。至2018年年中,国内各种期刊、杂志、报纸陆续发表了约二十篇批判文字;这种批判是非学术性的;批判者并不了解也不愿了解“新清史”研究到底在说什么,他们的批判内容也不旨在学术思辨,而是通过“扣帽子”的方式攻击海外同仁以及国内有志向学者,其意大不可问。

欧立德在2016年香港大学的一次对谈活动中曾试图对这些批判(尽管它们毫无道理,而且也很难提炼出什么明确的观点)作出一些回复,但批评者完全不进行学术讨论,更不去了解欧立德到底要说什么,而是把这些回复作出深文周纳的严重歪曲后再次传播。

“新清史”研究至此在中国成为政治上有些风险的议题,公开讨论已近乎不可能,直到今日。

4. 谣言

由于“新清史”研究的著作大多没有中译本,无论获取还是阅读都有一定困难,许多人无从了解这些研究的本意,因而关于“新清史”研究的谣言极多,甚至可说是“倒逼真相”。在这一小节,我要列举一些常见的谣言。

(1) “新清史认为中国是清朝的一部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独立。”(“一族一地,满洲超居其上”)

这一看法纯属谣言,所述内容与“新清史”研究的内容毫无关系。

有人认为“新清史”研究中有时用China Proper来指代长城以内的农耕地区,这是在暗示只有这些地区是“China”。这也是错误的。China Proper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只是“随手一用”,并不是说“China Proper”就是“China”,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没人会否认清帝国是“Chinese History”。

(2) “新清史认为满洲国是合法的。”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谣言。“新清史”研究的重点是17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伪满洲国”则已经是1930年代的事情了。懂一点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19世纪历史,与20世纪两次大战之间的“战间世界”历史,它们的讨论框架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基本没有“新清史”研究涉及“伪满洲国”——尽管有些居心叵测想要污名化“新清史”研究的人用“寻章摘句”的方法,收集了很多关于“新清史蓄意美化满洲国”的所谓“证据”,但这些污蔑之辞并不是事实。

(3) “新清史认为清是满族的,中国是汉族的,所以清非中国。”或者它的一种变体:“新清史旨在美化元朝和清朝的侵略行为。”

这还是一则流传很广的谣言。“新清史”只是认为清帝国的形态很多元、体量很惊人而已。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柯娇燕的书和博客,会发现,在她看来满人的族群身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所谓“清是满族”完全是谣言制造者的私货。至于和“满族的清”相分割的“中国”、“汉族”也是一种常见误解:作为历史存在、并与当下中国这个国家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中国”概念,其体量非常庞大,是经历了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动与整合而形成的,其具体身份和外沿的形成,需要结合具体语境,万不可能截取几句引文就贸然论述。

(4)“新清史否认汉化。”

我认为这是一则在学界影响很大的谣言。罗友枝1996年发言稿的意思,并非不承认存在“汉化”的现象,而是认为对非汉族因素的探究可以丰富中国史的内涵。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后来学界也没人会否认清朝一些历史现象带有“汉化”的意涵。有人把“寻找中国历史上与汉化有关的历史事实”作为“反击新清史”的行动,实属鸡同鸭讲。

(5) “新清史旨在反华。”

这一条大概是所有关于“新清史”研究的谣言里最接近造谣者本质的一条。事实上在美国学界,“新清史”研究更像是在给中国历史说好话:中国历史很多元,十八世纪很辉煌,不停滞、不虚弱,对世界历史有很大贡献。真正反华的学者是另一批人。

(6) “罗友枝是日裔,说明她代表了日本人的观点;换句话说新清史是美日帝国主义合流。”

错。罗友枝祖上于19世纪后期便已移民夏威夷,此后与日本国内联系已经很少了,何况还经历了二战。而“新清史”利用社科方法,基于全球史、帝国研究、文化研究这些典型西方学术范式来展开讨论,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是日本人搞东西的路数。用种族来判断他人立场是很无知也很可耻的。

(7) “Pamela Crossley 因为被汪荣祖批评而弃用汉名‘柯娇燕’,自称‘克劳斯蕾’。”

错。Crossley只是想说,名字的风格没有那么重要。她并不反对别人叫她“柯娇燕”。

(8) “国家在编纂的是新清史。”

这个谣言尤其为部分道听途说者所习见。我国官方确于2001年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清史编纂工程”,由戴逸先生出任首席专家,希望纂修一部官方认可的清史。但这一工程所编纂的清史叫“新修清史”或“大清史”,从未被称为“新清史”。该工程包括历史纂修、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等多个方面,和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没有关系。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将“新清史”研究与美国汉学的明清史研究整体混为一谈。

5. 我的一点评述

由于中美学者之间存在话语、语境的巨大差异,“新清史”研究在学术界的分歧,其实更多是学术环境的结果,而不是观点的碰撞。

(5.1) 排外主义的分歧

一方面,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界了解比较有限,除了一部分较为优秀的学者外,一些较为普通的研究者很容易误以为中国人的话语无非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或共产主义两造,对于中国历史的体量认识不足。

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了解也比较少,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想象”(例如“美国人一定想拆解中国,所以任何美国人说的话都是肢解中国的阴谋”“罗友枝是日裔,所以一定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人”等等)来制造一种符合“内心阴暗感受”的错误认识。特别地,许多中国人由于和外界接触较少,误信身边一些排外宣传,对美国学界始终抱有一种多疑的心态——这种微妙心态甚至会促使一些人想方设法搜寻“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抱有负面情绪”的“证据”,为此不惜“鸡蛋里挑骨头”,以满足他们“为自己的多疑寻找慰藉”的诉求。

其实要是真的深入语境的话,双方握手言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近些年许多事情在恶化,理性、建设性讨论变得很困难,我们就只能看到大陆学者拿“西方那一套不能用在中国历史上”当成挡箭牌了。

(5.2) 对多元方法的态度

学术环境的另一重影响是历史写作方式上的歧异。

20世纪“史学革命”的过程中,我国史学界通过总结对宋代以前各朝的研究经验,奠定了重视文献考证的研究风气;学术评价上也会看重作者考证功夫的高低。而在考证方法以外,对于其他能够提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心性的方法,如文本阐释、语境分析、分类统计、比较研究等等,许多中国学者就较为轻视,认为是“花拳绣腿”。甚至一些人会对此抱持强烈的敌意,认为“花拳绣腿”会动摇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地位。

而美国学界恰恰以研究和写作范式上“百花齐放”著称。故而对“新清史”研究的批评,与史学研究和写作方法上的争议纠缠了起来。

这里有一个背景差异:清史的史料形态、学术传统和以前的朝代差别非常大,有许多议题和视角是考证式写作所不能涵盖的。多角度的思考,只要有道理、能够揭示出一些过去没有理解到的历史要素,那我觉得就值得一听。排他性地在清史里强调“万般皆下品,惟有考证高”,这是十分怪异的。而且在清史里抱持此论者,经常自己也未必多擅长考证——至少根据我的见闻来讲经常如此。这些议论往往有不便言说的其他原因,方法争议只是一个幌子,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欧美史学写作由于各种原因,质量不够理想,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批评。

(5.3) 是否真正了解了“新清史”?

很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学界虽然很多人口口声声批判“新清史”,却不读任何“新清史”著作,遑论把握其动向。微信朋友圈里没头没尾的帖子,以及道听途说,成为这一问题传播的主要途径。由于知识获取途径并不遵循学术阅读应有的渠道,故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归纳中国对“新清史”的回应,就很难有意义——很可能讨论者自己根本没读过“新清史”,完全是靠陪教授吃饭时酒桌上听来的几句笑谈,就贸然发声。可以说,如果一个学者把“新清史”简单地同“清朝不属中国”、“满人从未汉化”两个结论画等号(而不提政治、文化诸问题的复杂性),并由此出发加以“分裂主义”的批判,那么此人很可能就属此类毫无意义的批判。

虽然很多人认为“新清史”的目的是掀翻中国历史叙事,但直到今天,在我看来,“新清史”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追求一种对历史的多面理解,是做加法的过程。事实上,“新清史”也不具备掀翻中国历史的能力。无论是欧立德还是米华健,他们所关注的历史,所讲的故事,如果抛开满汉之别,那么跟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讲出来的故事差异并不大。这一点在欧立德早年撰写的小书《乾隆帝》(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中有着鲜明体现。全书对乾隆帝事迹的叙述,跟戴逸等人并无显著的区别。而作者用了一章论述乾隆帝对满洲传统的重视,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却没有对乾隆帝的治国思想,或者说对于这个国家、对他的子民的想法(这主要体现在汉文史料中),做出足够多的论述。这当然是一件很舍本逐末的事情。我把这个做法,比作“讲了煎饼果子,却不讲煎饼果篦儿”:煎饼果子(油条)虽然是它本来的样子,但现而今产生了影响的、大家都懂的“煎饼果子”,其实恰恰是“煎饼果篦儿”(里面夹的是薄脆);如果研究者心里死守着原初的“煎饼果子”(满洲传统),看不到它已经在传播中变成了“煎饼果篦儿”(与汉文化高度融合),那么就永远也搞不清这种食品的实际情况。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解读“新清史”研究所应有的一点常识:

中国历史包罗万象。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经由近代民族主义的整合而形成今日的中国,其间有所扬弃采择,皆有种种不得已。今天的我们享受传统与近代交融的成果,也品尝其种种苦处。有些身份差异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体会到,还有一些则可能在生活范围内接触不到,但它们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和我们生活习惯不同的人也都是中国人的一员。唯是如此,我们才需要正视包括民族、性别在内的诸多身份,直面它或丰饶或贫瘠的土壤,了解其产生和嬗变,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知晓我们过去的生活,帮助我们面向未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也只有意识到中国可以多么广博,我们才能更爱它。

豆瓣上的“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小组,有很多关于“新清史”较新动态。对初学者来讲可能有些难读,如果对这一流派有了一点初步了解,又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扩展阅读

本来想列一个完整的“新清史”研究目录,但似乎无太大必要。这里只列出一些值得各位读者继续阅读的文献。

Waley-Cohen, Joanna.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no. 1 (2004): 193–206.(卫周安:《“新清史”》,收入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与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罗威廉 (William Rowe):《在美国书写清史》,《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1–26页.

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4-159页。

欧立德、李仁渊:《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2006年第24卷,后收入《清朝的国家认同》。

Struve, Lynn A. (司徒琳)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司徒琳编,赵世瑜等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三联,2009年。注意中译本把该书列为一套丛书的下卷。上卷不看也罢。)

Chang, Michael G. (张勉治)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Vol. 287.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2007. (张勉治著,董建中译:《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个人看法,这是目前“新清史”研究之中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专题研究当中最完整的一部。如果你习惯于阅读长篇的专题研究,那么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娇燕).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柯娇燕著,陈兆肆译:《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人民出版社,2016年。)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rossley, Pamela Kyle. “The Rulerships of China.”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no. 5 (1992): 1468–83. (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元性》,收入《清朝的国家认同》。)

Elliott, Mark C. (欧立德)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 no. 3 (2000): 603–46.

Elliott, Mark C. “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 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edited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27–5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欧立德:《清八旗的种族性》,收入《清朝的国家认同》。)

Perdue, Peter C. (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illward, James. (米华健)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米华健著,贾建飞译:《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Herman, John E.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01 (1997): 47–74.

Teng, Emma (邓津华).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邓津华著,杨雅婷译:《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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