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当年听罗新老师课的时候就隐约意识到这位老师的路数大概不是历史学主流路线,果然,后来基本没见过任何一个搞民族史的学者,会一上来就推荐《游牧者的抉择》给学生看。上课的时候他也不会照本宣科,基础知识几乎一概不讲,直接跳到某个问题的前沿议题,连解释带评论,下面的学生如果基础稍差,或者理解力稍微低一点儿,就会一头雾水。毕业多年,偶然间得到了罗新老师《中古北族名号考》的电子版,才第一次读到他比较系统的研究。

这本书可以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可汗”这种名号的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探讨“单于”这种名号。第三部分探讨北魏时期“拓跋”、“直勤”两个名号的产生。第四部分考辑柔然官制。第五部分讨论高句丽的兄系官职名号。第六部分讨论阙特勤、暾欲谷碑文。第七部分讨论皇帝尊号的起源。基本方法都是类似的:依赖汉文与突厥语等中古北族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如语词听记的异同等),考察各种官职名号的发展历程。其核心论题是,考察内陆亚洲诸政权与汉文化背景下政治体之间政治制度的交互。

本书在研究中采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官号与官职分开。罗新认为,政治制度在比较原始的时代,先出现的是美称性质的“官号”;在政治制度发育过程中,具有类似官号的人逐渐增多,人员流动促成了官号变为职能指向的“官职”。继而可能有更多的美称缀于官职上,形成新一轮的官号,进而又为下一轮官职的演变揭开序幕。这一现象,在中古北族名号中颇为常见,例如可汗号本是对个人的美称,由于称某某可汗者太多,反而令可汗成为了类似官职的名号。此一视角当不限于中古时期,清之巴图鲁、比忒赫等,均与此有莫大关系。甚至也可以不限于美称——凡是用于称人的名号,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可能会变成一个官职。例如“尚书”一官,“尚”本有主掌之意,而后又有“尚书令”缀以另一表示主掌的“令”字,盖因“尚书”成一固定官职,其“尚”字已失去意义,必须加一“令”以示更高主掌。凡是试图翻译过古代官名为英文者,当不乏此类一般的经历。今人以“北京西站南广场东街”为笑,亦犹此理。甚至官职亦可进一步演化,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秘书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直勤”名号的产生,对于理解古代历史,多有助益。历史上如同“直勤”名号一样,标称原始政治制度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时在位领袖子孙的名号,尚有数个。例如清代以觉罗名号冠称塔克世之旁支子孙,关于这一制度,清史研究者往往仅仅当成一件制度建设而放过。但从“直勤”名号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此类官号的产生,往往是政治体发育过程中的重要关卡。道武帝以直勤名号冠称神元帝拓跋力微之子孙,与皇太极启用觉罗,二者颇可类比。这一点,“新清史”学者尚未关注。然而北魏经历了通过孝文帝改革而重定宗族之制、废除直勤的过程,而觉罗制度则终清朝不废,其间关节,亦多可玩味。

本书第五部分讨论“阿干”官号的产生和演进,是全书读来最轻松搞笑的一节。原来“××哥”在东北亚/内亚文化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是一类官号。

而罗新老师写作时,对于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听译的转写、汉文史料传抄中的舛误,多有想象,整体结论恐怕难以服众,特别是难以令很多突厥语专家信服。这一点已有书评提出了批评。故而则本书更多的是让读者在了解其分论点时对历史进行思考,而并未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整体来讲本书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对于不熟悉突厥语的读者而言,本书的很多论述比较乏味,可以大段跳过。建议关注中国古代官制(特别是了解官制研究前沿)的读者不要错过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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